我的世界我的梦5- 第5节

　　当我几乎和王治郅一样好的时候，我打了第一次奥运会，见到许多比他还好的球员。当他去了美国之后，我赢得了一个锦标赛冠军。

　　人有一个目标，就会尽全力跑向那个目标。如果没有，他会慢一些。看别的球员，可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我所有的，王治郅就没有。总是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推动我攀登更高的水准。我不知道把它称作什么———巧合、运气，它总是在那儿等我。我想是命运，与其它因素一道，造就了我今天的成绩。中国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有出国的，也有艰难地为自己做决定的，但没有人经历我走的路。在我和王治郅之前，中国那些闻名世界的运动员从事的都是中国体育的强项———跳水、体操、羽毛球、乒乓球。但篮球不是这样，篮球是西方的运动，我们从不擅长。所以对中国来说，有一个篮球明星意义重大，因为这说明，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跟西方竞争。中国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信念了。在我之前，有些杰出的中国运动员出国，在国外获得成功，但国内的人对此并不高兴。何智丽是乒乓球世界冠军，由于对国家队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满，移居日本，入了日本籍。她成为巨星，打败了一个中国选手，获得了亚运会冠军。但许多人还是恨她，说她是叛徒。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几天，我重复火箭选姚明的条件，中国篮协保证放行的条件。选秀前两天，戈德堡还在说，“照目前情况，我们不能选姚明。”那可是选秀的前两天！　白天我跟中国篮协解释火箭队的立场，晚上帮火箭理解中国篮协的言论。我帮戈德堡起草他发给中国篮协的信。我也给中国篮协提建议，怎样告诉火箭队姚明能去NBA，让对方安心。他们无法承担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姚明当不了状元秀的责任，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外国机构说“好”。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起草一份声明，让火　　
箭放心地选姚明，同时，又保护他们在进一步谈判中的利益。休斯顿也有两个需要———保证如果他们选姚明的话，他能打这个赛季；同时不能让步太多，以免赛季中姚明被召回国。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去见前国务卿、我的法律合伙人詹姆斯·贝克，这一切就开始了。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总统、首相的照片，给人深刻的印象。“你已经看过报纸了，”我说，“我现在要和中国人谈判了，给我些建议吧。”

　　“他们很强硬，”他说，他给了我些一般性的建议。然后说，“读读我这本书。”那是一本《外交政治学》。詹姆斯对此事的参与也仅止于此。老布什更只是写了封推荐信而已。

　　我把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总是放在幕后，虽然我某些时候会考虑利用一下，但我从不需要把这些全抖出来。

　　离选秀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明白，与东方队和中国篮协的谈判都无法如期结束。不知道姚明能不能被放行，我们能不能首选他。因此，选秀的前一天，我们送了一份声明请中国篮协签署，以取得国际篮联的批准。其中一句是这么说的：“在此确认：姚明没有受到任何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球员合同的制约，无须在上海东方队及中国篮协其它球队打球。”

　　我得到这样的回复：“收到你们要求签署FIBA放行令的信件后，我们立刻把你们的信转给了上海东方队并请他们尽快回复。我们得老实地告诉你们，东方队仍然与姚明有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同。NBA选秀将近，我们仍然希望姚明能被火箭队选中。我们此前关于姚明的讨论是有效的、建设性的并富有诚意的。”

　　我又发了一封信给主席说，“得不到放行令，别指望姚明成为选秀状元。”我很快得到白李的回信：如果休斯顿火箭队首选姚明的话，我会跟陈主席商量，就不需要谈判新的条款了。选秀当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陈主席的传真。马上我就给章明基打了电话。“上面说什么？”章明基问。“不知道，上面是中文。”

　　我让章明基翻译，同时又让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他们分别看了后，都说这基本上是重复了白李的信，我们知道事情再不会出现其它枝节了。上面有我需要的那一句话吗？没有。足足三页纸里，找不到那一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双方差距终于弥合了，但一方得先做出信任姿态，我觉得归功于火箭，归功于戈德堡。他用中国方式考虑问题，而没有坚持用美国方式理解事情。当然，事情的发展证明他的冒险是正确的。

　　最后，一半要归功于宏观大环境，中国政府的改革使之成为可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所有这些使姚明能成为NBA明星。由于中国足球的失败、对体育宗教般的追崇、体育对民族自尊心的意义，在民众中产生了一些情绪。姚明就像悬崖边的一块石头，只要稍微推一下就行了，无需费多少力气。轻轻弹一下，它就轰轰隆隆滚下山去了。

　　大家都从上海飞去北京，他们把姚明和父母置于TNT电视台的镜头前，在选秀的过程中对他进行实况转播。我决定不去，回家睡觉了。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去了北京。选秀过程中我们在CNN的一间非常小的演播室，没有屏幕，我们听到的只是查尔斯·巴克利大谈火箭队选姚明是多么愚蠢。姚明听到这一切，戴着一顶小了6号的火箭队帽子。我们回到国家队训练中心的巴士上，我问姚明感觉怎样。他没回答。他转过来问我，“查尔斯·巴克利是哪里人？凤凰城？”

　　“他在那儿打球，但实际上来自阿拉巴马。”“嗯。”他所说的就只有这些。

　　许多人问我，“休斯顿火箭让你做状元秀，你感觉怎样呢？兴奋吗？”有时我说是，只是因为这么说显得得体。其实我并不兴奋。首先，我已经知道自己会做状元秀，或者，至少知道可能性很大。其次，这事我已经等得太久，真正到来时已经不是惊喜了，我只是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