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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视并提倡儒术。这与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有关，也是时代使然②。《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才同甘（罗）、颜（渊），勿限年次”。此诏指的虽是由士人铨选的流内官，一般不涉及寒人，但强调官吏必须通经，将通经与“才”等同看待的精神，同样适用寒人。所以前引关于五馆生之诏也称：能通一经，便可由吏部量加叙录；并且不论出身寒人或寒微士人，全都“随才试吏”。后句的“才”，与前句的通经，也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在这以前，从东晋以来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谋取仕进。由于中正无品，察举无望①，通经读史对他们是无用的。因而少数寒人虽升高位，与士族比，不但制度上官分清浊，更重要的是，气质也有很大不同。而梁武帝的开五馆，却为寒人仕进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鼓励和推动他们钻研经学，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客观上为后来从气质上泯灭士族与寒人界限，为门阀制度的瓦解创造了条件。
在梁武帝新政策的影响下，私人讲学传经之风也逐渐发展。据《南史·儒林传》，梁陈两代计有伏挺、孙详等十余人，均为普及文化做出了贡献。寒人凭经学、史学、文章入仕为流内官者逐渐增多。《南史·儒林沈峻传》，“家世农夫，至峻好学。。。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由兼国子助教（流内二班）升兼五经博士（流内六班）为其一例②。这样，梁、陈之时寒人既继续凭借吏干、武功仕进，甚至升为高官显贵，与高门平起平坐，陈霸先以寒人夺取帝位，更开了南朝从未有过的先例（宋、齐、梁开国诸帝均出身低级士族）。同时，寒人又开始通过经史学术跻身九流，逐渐向士族转化①。此外，还有一个新情况也必须看到。这就是由于自东晋以来官分清浊，清官声望越来越高，因而逐渐形成易代之际往往用清官，而不能再象东晋、刘宋那样用浊官奖励寒人的吏于和武功。如齐末梁初，就有不少“吏姓寒人”选为清官，甚至得到了黄门郎、散骑侍郎这样长期为高门垄断的极清之职，见《梁书·文学钟嵘传》。梁末陈初，也是“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两者也都是清美之官，见《陈书·徐陵传》。
所有这一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然导致士庶界限走向模糊。《陈② 东晋以后，玄风独振，士族高门放松儒家经典即古代统治经验之学习，使封建政务遭到不小损失。有鉴于此，南朝刘宋、萧齐先后兴国子学，尽管时置时废，但崇尚经学之影响却在扩大。梁武帝正是顺应潮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儒术的。
① 门阀制度鼎盛时期，被察举者一般得是士族，寒人是没有资格的。见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② 又参见《南史·儒林孔子祛传、文学吴均、周兴嗣传》。
① 在梁、陈，通过经史学术而取得流内官之寒人，疑继续充任一、两代，即可转化为士族，如“家世农夫”的沈峻，因通经致位流内官后，子沈文阿习父业亦位五经博士，遂成士族。时有王元规者，自恃士族，不愿与“郡土豪”联姻，认为不能“辄昏非类（寒人）”，可是却“少从吴兴沈文阿受业（捐私馆）”，是沈文阿已是士族之证。参见《南史·儒林传》。
书·章华传》：“家世农夫”，“素无伐阅”，可是至章华因为“好学”，竟冲破了士庶天隔的界限，“与士君子游处，颇览经史，善属文”，仕为流内官。《陈书·周迪、周敷传》：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自是寒人。可是因为“勇冠众军”，梁末动乱竟被“郡中豪族”推为领袖。当时同郡周敷也是豪族，“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资治通鉴》卷一六六作“族望高显”），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此事一方面反映门阀制度仍有一定影响，另一面从诸豪族推迪为主，周敷事迪甚恭，而迪原来官位并不高，也可看出，寒人只要有才干，凌驾士族，或与士族平起平坐的可能性，比东晋、宋、齐已进一步增加（假如周迪原已官居方面，权势甚重，而被豪族、士族推为主，情况就不足为奇）。
《隋书·百官志上》称“陈依梁制。。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子转（《通典·选举二》“转”作“迁”）”。其实这是南朝共有现象。由于不少寒人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士族行列，许多低级士族转化为高级士族，门地二品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因而官分清浊以保障高门甲族优越地位之制（见本书565 至566 页），其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少了。
除了寒人地位的变化外，梁、陈高级士族的状况也发生极大变化。
东晋与南朝前期，高级士族子弟不管才干如何，都可凭门阀直接起家，所以往往不参与需要考试的察举与国学，特别是第一流高门。以琅邪王氏为例，东晋与南朝前期，没有一名子弟入国学；举秀才者亦为声望稍逊各支。宋、齐最显赫的王弘、王昙首两支，除王融因祖王僧达犯罪而死，父道琰因而流放，本人方应秀才之举外，其他无不直接起家。而至南朝后期，仍以琅邪王氏为例，其起家于梁、陈，《梁书》、《陈书》、《南史》有传者共十六人，即琮、训、琳、铨、锡、佥、规、褒、承、冲、通、劢、质、固、㈣ぁＦ渲泄由巳耍ㄧ⒀怠⑽①荨⒊小⑼ā③健⒅剩傩悴潘娜耍ü妗⒘铡⒐蹋苯悠鸺胰耍⒊濉‘），起家不明者一人（瑜）。举秀才者中，王规、王褒正是齐代最显赫之宰相王俭之嫡孙和嫡曾孙，相继袭爵南昌县侯，且为外戚（王规妹为梁皇后）。另两人王琳、王固虽非王弘、王昙首两支，但琳父王份已仕梁位尚书左仆射而上升为新的显赫一支，王琳又尚梁公主，历清官，有子九人，诸史书有传者七人。或直接起家，即王铨；或为国子生，即锡、佥，通、劢、质；或举秀才，即固。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直接原因，除上述梁武帝重视经术，甚至下诏强调“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以及规定学校学生策试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龄限制①，促使或吸引高门适应这一形势外，还与统治集团对文学的态度有关。
由于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间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博得君主、贵族、官僚的欣赏与重视。《梁书·刘孝绰传》：出身刘宋时方兴起的高门彭城刘勔一支，因善文，得梁武帝欣赏，除极清之官秘书丞。梁武帝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文学庾於陵传》，出身颖川庾氏，时为一般高门，“博学有才思”。“旧事，东官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① 《隋书·百官志上》：“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仕”。《梁书·王承传》、《陈书·萧乾传》，均于梁代以国子生策试得第，十五岁即出仕，不受年龄限制。时於陵与周舍（一般高门）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书·徐摛传》：出身一般高门东海徐氏，任太子宫官，为文创立“官体”。“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说。。曰：‘徐叟出入两官，渐来逼我（指将取代其权位）’”。这些表明，文学已发展成为飞黄腾达的一个途径。而要向当政者，特别是君主，炫耀自己的文学才能，作为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来说，正常、稳妥的渠道便是“举秀才”，因为秀才需应策试，从现存《文选》卷三六所载齐、梁三组策秀才文看，没有文学才能，是无法对策夺标的。也正因此故，在齐、梁，已经出仕者，往往还愿意举秀才，以博得当政者赏识。如《梁书·张率传》：出身吴郡张氏，齐末已起家人们欣羡的清官著作佐郎，不久又举秀才。再如《梁书·顾协传》：出身吴郡顾氏，梁初已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又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所有这些变化，便不能不给琅邪王氏极大影响。
此外，必须看到，还有一个因素，大概也促成了高级士族的上述变化。
这就是梁武帝一代范云、周舍、徐勉、朱异诸人飞黄腾达的示范作用。如前所考，范云、徐勉、朱异出身低级士族，周舍也不过是一般高门，可是他们竟先后位宰相或握实权约数十年。其原因，晓习吏事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博通经史，文才出众①。陈代姚察把徐勉、朱异致位卿相仅归因于“明经术”，固然不全面，不过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结合经术、其他各种学术、文才以及吏事在一起，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文化素质，或许不会有大误。前引徐摛既懂五经大义、历代史，又懂百家杂说、释教，也长于吏事②，因而“宠遇日隆”，便是梁武帝重视这种人才的一证。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必然把过去往往满足于“清言”、“玄谈”的高门，包括第一流高门，引向对经术、文章、学术，甚至吏事方面的重视。《梁书·何敬容传》：出身著名高门庐江何氏，在徐勉的推荐下，继任宰相，“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这招到讥讽。据说“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不过另一方面此事也说明，在时代潮流包括徐勉等人示范作用的推动和影响下，像庐江何氏这样的高门也去精心钻研过去所最鄙视的吏事，则琅邪王氏入国子学，应秀才之举，转向高尚得多的经术、文学，自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当然，由于积习使然，上述变化多半还打有门阀制度的烙印。如入国学者，皆门地二品士族，寒门俊才只能入五馆；高门皆轻视孝廉，仅应秀才之举：同样是明经对策，国子生与五馆生的出仕，便有清浊、高低之别等。可是对高级士族纯凭门阀直接起家出仕的特权，毕竟是极大的冲击。
这样，一方面门地二品士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仕进特权却逐步减少，迫使高门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索质，扩大知识领域，注意锻炼统治本领，不少人需入国学，应察举，开始凭个人学识，通过考试出仕。另一方面，寒人子弟于吏事、武功之外，渐趋经学文史之途，气质发生变化，不少人还通① 当时“文学”一词，兼指文章与学术。所以《梁书·文学传序》称：“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为‘文学传’云”。《徐摛传》称梁武帝用人要求“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均为文、学并举。② 徐摛后为新安太守，有治绩，是亦长于吏事之证。见《梁书》本传。
过考试出仕，甚至跻身士族。
南朝后期的这些特点，使得东晋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