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始可以真了解。”⑤这样一种欲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藉“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来了解“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的方法；
与西人从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生出尤盛行于今日的“实物文化（material culture） ”研究取向极相类似。158
另一方面； 陈寅恪也曾对自己的学生说： 上古文字记载不足； 难以印证。而“地下考古发掘不多； 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 见仁见智； 曰朱曰墨；
言人人殊。证据不足； 孰能定之？”①此语提示着陈寅恪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似不无保留；
则陈在甲骨文或出土材料方面的态度甚或稍接近章太炎。太炎指出的“学弊”之一即“详远古而略近代”；
他指责那些选择研究上古时代的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 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②。两人所用的语汇也非常相近。
后来陈寅恪在1942 年序杨树达书； 进一步申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 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
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 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 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
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 融会贯通； 打成一片； 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词句； 无不文从字顺；
犁然有当于人心。”③此虽未及甲骨文； 但他既视出土的零星地下材料为“脱离之片段”； 又更肯定经过许多代人不断整理的既存文献材料； 其间的轻重；
自不必多言。
考古学曾给20 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 但对地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材料则不同的学人有不同的期望。北大考古学会的马衡在1925
年就曾希望有计划、大规模的发掘能“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④。曾正式提出“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不做“读书人”的傅斯年对地下发掘的认识则与马衡很不相同；
他认为“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 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 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
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 ”⑤。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对地下材料的期望更加现实； 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并不因为出现大规模“文籍”的可能性小就轻视发掘；
他根本就更寄希望于“初期文化史”上的“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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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在处理既存文献材料与新出土史料的观点方面；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当接近。他充分承认像甲骨文这样的出土材料可以“点活”文献材料的功能；
认为“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 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 即登时变成活的”。直接材料当然“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
后者的错误靠他更正、不足靠他弥补、错乱靠他整齐； “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 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不过；
尽管“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 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 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 是例外的；
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正因为“直接材料每每残缺； 每每偏于小事； 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
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 所以持区区的金文； 而不熟读经传的人； 只能去作刻图章的匠人”⑥。
傅斯年强调： “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 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 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故“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
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 必于新史料能了解； 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 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然而但持新159材料；
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 亦每每枉然”。他以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证史为例论证说： 若“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
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但“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
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傅氏主张以“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来“超越前人”；同时更“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
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概言之； “不知扩充史料者； 固是不可救药”； 仅期靠新史料平地造起； 也难免于“徒劳”①。
当李宗侗（玄伯） 质疑顾颉刚的疑古倾向； 认为“用载记来证古史； 只能得其大概”； 并提出“要想解决古史； 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故应“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时； 傅斯年支持顾颉刚说： “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 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
顾的成就在于提出了“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 所以他的“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
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顾颉刚自己也同意“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是“极正当的方法”；
但指责李宗侗“有过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的趋向”。其实文献资料“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 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运用它；
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今人已“懂得用历史演进的眼光去读古书； 懂得用古人的遗作品去印证古书； 乍开了一座广大的园门； 满目是新境界；
在载记中即有无数工作可做。依我看； 我们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 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②。
顾颉刚在文中特别强调： 在“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时； “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 有同等的重要；
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③。提倡新旧材料并重是他那时反复申论的一个主张；
但何为新材料何为旧材料的含义却处于变化之中。顾颉刚在次年（1926 年）针对当时“只要研究新的材料； 不要研究旧的材料”的倾向性主张说：
“新旧的材料在应用上虽有区别； 但在研究上是绝对不该有区别的”； 所以要对“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 下至今日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 一律收集；
作平等的研究”④。对比前后两说； 可知顾氏1926 年说的是材料本身的时代新旧； 而前面所说的似乎是材料呈现在学者眼前的新与旧；
其实恐怕更多是以学者的观念来区分材料的新与旧； 两者表现类似而其实质相当不同。且时人正是要对新旧材料“定轻重、分先后”；
具有“新眼光”的学者有意无意间宁愿研究或使用“新材料”的倾向那时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许多一般被认为是旧派的学者） 。
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 在主流史学中李宗侗的取向越来越得到尊重； 而“载记”材料的地位却进一步降低；
这与顾颉刚自己的疑古作为直接相关。顾本认为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的方法不妥。“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 我们要否认伪史；
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但要承认信史； 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因此他强调“我们要辨明古史； 看史迹的整理还轻； 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⑤。换言之；
传统的主流载记只有在证伪时还比较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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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载记和遗作品之间的互证关系其实相当微妙； 徐炳昶注意到； 王国维与胡适、顾颉刚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即依靠什么来“启示或解释”出土之物？
他认为； “王国维能开始解释甲骨上的文字； 因为他相信殷代现存的文献。如果殷代文献被猜疑而蔑视、而散逸； 那虽有王氏湛深160治学的精神；
亦无从寻得下手处。”①不论有意无意；
地下材料主要用来“证伪”还是“证真”的立意或先入态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顾颉刚在提倡重视“载记”材料的同时却因以疑古为出发点（当然他的最后目标还是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科学”的古史系统）
而自挖其墙脚； 具有十足的诡论意味。
同样； 虽然顾颉刚自己对“传说”特别强调； 但他大力推动的疑古倾向反使学者对传说材料不敢用。后来主张以“信古”取向来研究古代传说的徐炳昶观察到；
到1949 年后； 唯物方法已被接受为史学界“最高轨范”疑古思想仍“藏蔽于＇ 学者＇ 思想的深处以隐隐作祟。治古史的人一谈到传说的资料；
总是左支右吾； 不敢放手去工作； 就是有些位大胆使用这些资料； 却也难得史学界的同意”； 其主要原因即“从根本上疑惑这些资料的可用与否”②。
民国新史学的总体倾向是向往“科学”； 而其中一个基本预设即是对地下材料寄予厚望；
前引马衡对更精确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期望即是一个显例。而在地下资料特别是甲骨文大量运用于古史研究之前； 胡适在1921 年已提出他的“古史观”；
即“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 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
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③。这一观念既体现了对地下材料的期望与信心；
同时也等于宣判了中国在东周以前“无史”。伍启元后来总结“古史辨”运动时正如此说： “在地下发掘未能建设中国古史之前；
中国自东周以上只好说是无史。”④
王国维的一大实际贡献即在于他利用甲骨文将中国“历史”向前拉长了一大段；
后来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乃能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⑤。但“拉长”只是量的变化； （今日的）
“中国”此前总有一段时间“无史”的状况并未从根本改变。徐炳昶指出： 顾颉刚派的观念也是对于传说时代的古史“暂时不谈；
等将来地下材料的证明”。其结果是“由于地下发现的材料未能弥补； 而商朝中叶以前的历史遂成了白地”！ ⑥从胡适到郭沫若这些以“科学”方法治史者；
虽然其所本的“科学”颇不一样； 在这一点上却具有大致的共识。
对“科学考古”有信心的史家或可以耐心等地下出土材料来慢慢“拉长”古史； 但中国“历史上可靠的事实前无引导； 变成一些孤立而忽然跳出的东西”⑦；
却是治古史者或治通史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正如傅斯年所说： “以不知为不有； 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不论东周以前还是商代中叶以前；
撰史者对那段历史总得有个交待。傅自己特别提倡“于史料赋给者之外； 一点不多说； 史料赋给者之内；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