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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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 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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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按他所论,“霸王道杂之”的大致内容是这么三个要点:一是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二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换句话说,就是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这在两汉之际百姓遭殃、政权不稳、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批判谶纬迷信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① 以上引文均见《新论·求辅》。参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十三。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
  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①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明智的形神论桓谭于《新论·形神》篇,专论形神关系,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严肃地进行了批判。
  当时统治者幻想长生不死得以永久统治人民而尽享荣华富贵。方士投其所好,宣称只要“寡欲养性”、“服不死之药”,就可以“长生不老”。桓谭认为,人的生长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无可改易。他指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意思是,人的生长老死乃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所谓“长生不老”只是迷信和妄想。
  方士宣称精神独立于形体之外,而且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故人“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与此论针锋相对,论说精神依赖于形体,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就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至于养身,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也不能使人长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寿极亦独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坚持己说而终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 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①。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① 《新论·谴非》。
  ① 参考《后汉书·光武纪》下。
  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所著《新论》,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①。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②。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③,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④,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① 《论衡·超奇》。
  ② 《后汉书·陈元传》。
  ③ 《后汉书·方术传·序》。
  ④ 《后汉书·贾逵传·论》。
  第二节班彪著《王命论》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①。《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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