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国旗日，我们把一条蛇放进了威尔克斯家的雨水桶中，祖母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反对，但我们领会到的是默许了此事的。她的反对和我妈妈说“不行”的含义大相径庭，而且她对我们的惹是生非竟还显得挺高兴。
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单方面的“战争”。威尔克斯太太也有孙子们，记住，他们比我祖母的孙子们还要强壮和聪明，我祖母从来也没有逃脱过他们的算计，她算是把黄鼠狼引进了贮藏室。在万圣节的时候，所有散放的、忘记收起的东西，例如花园里的家具，都变魔术般地飞到了谷仓的房梁上，我们不得不雇了一个壮汉把它们取下来，花了高额的佣金。
没有一个有风的洗衣日，晾衣绳不被神秘地弄断的，那些床单在泥地上打滚，只好重洗。这些事有些时候是上帝干的，但更多时候都能认定是威尔克斯家孩子们干的。
我简直不知道祖母怎样才能受得住这些骚扰，如果不是她每天读的《波士顿新闻报》上有一个家庭版的话。
这页家庭版很精彩，除了日常的烹饪知识和卫生知识以外，它还有一个专栏，由读者问的通信组成。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有问题——或者只是想发发怨气——你写信给这家报纸，署上一个化名，例如杨梅树，这就是祖母的化名。然后另一位与你有同样烦恼的女士会回信给你，并告诉你她是如何处理此类事情的。署名为“你知道的人”或者“泼妇”之类。常常是问题已经处理掉了，你们仍然通过报纸专栏保持数年的联系，你对她讲你的孩子、你如何做罐头食品乃至你卧室里的新家具。
祖母因此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和一位化名海欧的女士保持了25年的通信联系，祖母曾把从没对第二个人讲过的东西都告诉了海欧——例如那回她想再要个孩子、却没有要成的事，那次史帝文叔叔把“笨蛋”一词放到头发上带到学校里，令她感到很丢脸的事，虽然事情在引起镇上人们的猜测之前就已经被处理掉了。海欧是祖母真正的知心朋友。
在我16岁的时候，威尔克斯太太死了。同住在一个小镇上，不管你曾对你的隔壁邻居有多么憎恶，从道义上讲还是应当过去看看能不能帮死者家属做点什么。
祖母穿了一件干净的棉花围裙，以此表明她想要帮助做点事情。穿过了两块草坪来到威尔克斯家，威家的女儿让她去打扫本来已经很干净的前厅，以备葬礼时占用。在前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剪贴簿，在剪贴簿里，整整齐齐贴在并排的栏目里的，是多年来祖母写给海欧和海欧写给她的回信。祖母的死对头竟也是她的好朋友！
那是我惟一一次看到祖母放声大哭。当时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她在哭那些再也不能补救回来的，被浪费掉了的时光。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眼泪，而此后使我记住那一天的却是比女人的眼泪更值得记住的东西。正是在那一天使我对现在全心信仰的东西有所觉悟。而且，如果我停止了信仰它们，我宁可去死。它们是：
有的人看起来可能很讨厌，他们看上去很恶毒、很吝啬、很狡诈，但如果你向左走上10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你将很可能看到他的大方、热情和善良。它取决于，而且完全取决于你观察它们的视角。
（路易斯·迪克森·瑞赤）
太太，你很有钱吗？
足食即美餐。
——奥斯卡·王尔德
他们蜷缩在风门里面——是两个衣着破烂的孩子。
“有旧报纸吗，太太？”
我正在忙活着，我本想说没有——可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脚。他们穿着瘦小的凉鞋，上面沾满了雪水。“进来，我给你们喝杯热可可奶。”他们没有答话，他们那湿透的凉鞋在炉边留下了痕迹。
我给他们端来可可奶、吐司面包和果酱，为的是让他们抵御外面的风寒。之后，我又返回厨房，接着做我的家庭预算……
我觉得前面屋里很静，便向里面看了一眼。
那个女孩把空了的杯子拿在手上，看着它。那男孩用很平淡的语气问：“太太……你很有钱吗？”
“我有钱吗？上帝，不！”我看着我寒酸的外衣说。
那个女孩把杯子放进盘子里，小心翼翼地，“您的杯子和盘子很配套。”她的声音带者嘶哑，带着并不是从胃中传来的饥饿感。
然后他们就走了，带着他们用以御寒的旧报纸。他们没有说一句谢谢。他们不需要说，他们已经做了比说谢谢还要多的事情。蓝色瓷杯和瓷盘虽然是俭朴的，但它们很配套。我捡出土豆并拌上肉汁，土豆和棕色的肉汁，有一间屋子住，我丈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事情都很配套。
我把椅子移回炉边，打扫着卧室。那小凉鞋踩的泥印子依然留在炉边，我让它们留在那里。我希望它们在那里，以免我忘了我是多么富有。
（马瑞·杜兰）
发上之花
在人们不加任何注意的记忆之中有一种隐藏着的力量。
——托马斯·富勒
她总是在她的发际上插一枝花。多数情况下，我会感觉它看上去有些别扭。白天戴着花？去上班？去开专业会议？在我所工作的庞大而忙碌的事务所里，她其实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女性。但不知为什么，她每天都要用一种极时髦的弯曲头饰在她那齐肩的长发上佩戴一枝花。通常情况下，她是用不同颜色的花儿来同她不同款式的衣着进行搭配的，在浅黑色波浪的背景下，插上一枝盛开的花儿，像一把色彩鲜艳的小阳伞。有好几次，好像是在公司的圣诞节晚会上，她发际间的插花之处增添了少许欢乐的气息，而且看上去非常得体。但是，如果在工作时间，花儿看上去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好些“事业型”的女性几乎对她的这一举止表示愤慨，并认为应有人把她带到一边去告诉她某些在商业界中需要认真对待的“条例”。包括我在内的我们中间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怪寐，并在背地里叫她“花仙”或者“女儿花。”
“‘花仙’把那份关于华尔街个案计划的初步图样完成了没有？”我们中的一个会这样问另一个，脸上带着一丝讪笑。
“当然，结果挺不错——她的工作果真‘开花’了。”也许是这样的回答，而后面带一种在与别人分享快乐之后以恩人自居的笑容。我们认为我们的嘲讽在当时是很单纯而无害的。据我所知，没有人去问过那位年轻的女士为什么她每天都要头上戴着花儿来上班。事实上，假如在她出现时头上没有了花。我们反而可能会去问她的。
有一天，她真地这样做了。当她把一份设计方案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时候，我问了她。“我注意到今天你的发际间没有了花，”我无意地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都看到你戴着它了，以至于现在好像有一种茫然着失的感觉。”
“嗯，是的。”用一种低沉的语调，她温和地回答，这同她往日倩丽活泼的性情完全不相符。在一段沉默之后，好奇心促使我又问：“你好吗？”虽然我是期待着一个“是的，我很好”这样的答复，但在直觉上，我知道我已经在开始谈论一件比仅仅是失去了花儿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嗯。”她柔声说，脸上充满了一种回忆与伤心的表情。“今天是我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我很怀念她，我猜我一定是有些情绪低落”
“我理解你。”我说，感觉到有些同情她，但同时又不想渗入更多的感情成份。“我想，你一定很不愿谈论这件事，”我继续说。我的工作责任感希望她能够就此而止，但心里明白我们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不，一切还好，确实。我知道我今天格外敏感。这是令人伤心的一天，我想。你瞧……”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在事。
“我的母亲知道她正在被癌症夺去生命。最后，她去世了。我当时才15岁，我们非常亲密。她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体贴别人。因为她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就录制了一盘生日祝词，让我每年过生日之时去观看。从我16岁一直到26岁。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早晨，我看了她为我的今天所预备的录像带。我想我依然在回味着它，我希望她还活着。”
“唉，我很同情你。”我说，感觉自己的情绪也受了她的感染。
“谢谢你的好意，”她说：“噢，你刚才问到了那失去的花儿。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经常在自己的发间插一枝花儿。在她住院之后，我有一天从她的花园里给她带去了一枝漂亮的大玫瑰。我拿着花把它放在母亲的鼻子上，好让她可以闻到它。她把花儿接了过去，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拉我到她的身边，抚摩着我的头发。花儿从我的脸旁掠过，她把它插入到我的发际。如同当我年幼时她自己曾做过的那样。正是在那一天的晚些时间，她去世了。”她继续往下说，已是热泪盈眶。“从此以后，我就总是在发间戴着一枝花——它使我感觉母亲还依旧陪在我的身边，就算是灵魂，但，”她叹了一口气，“今天，当我看那为我的这个生日所制作的电视录像时，她在其中说她很抱歉不能在我长大之后陪在我身边，她希望自己曾是一个好家长，她希望在我生活可以自给自足时能给她一个标志。这就是我母亲所想的——她所说的。”她注视着我，依然沉浸在记忆之中，竟天真地笑了。“她是如此的精明。”
我点了点头，赞同着：“是的，听起来她是很精明。”
“这样，我就想，一个标志，那能是什么呢？看起来花儿不得不离开我了。但我会想念它的，它能象征什么呢？”
她继续往下说，红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对往日的回忆。“曾拥有她我是多么的幸运。”她的声音逐渐变小了。她的目光同我的目光再次相遇，她凄婉地笑了一下。“但我不是一定要带着花儿才能回想起往事，我的确也懂得这个。它是我的珍贵记忆里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些记忆依旧会在脑海里，即使花儿已不存在了……但仍然，我会想念它的……噢，这是那份设计图案，我希望它能得到您的赞同。”她把那个早已准备好了的整洁的文件夹递给了我，在她的名字下面，用一个手画的花儿。她的商业标记，作了记号。
当我年轻时，我记得听到过这样的一段活，“不要对别人妄下断语，直到你已在他的鞋内走过了一里路之后。”我思考着过去每一次对这位头上戴着花儿的年轻的女士非常冷淡时候时的情景，以及我自己在缺乏信息，不知道这位年轻女士的命运和所背负的十字架的情况下，竟那样做了该是怎样的悲哀。我自诩自己懂得我们公司里的每一个复杂的平面，而且精确地知道每一个环节是怎样地在对下面的环节起作用。我该是怎样的悲哀呀，过去还曾信奉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一个人的情感同他的事业应该是截然分开的，并且应该在走入集体生活的大门时把它们抛开。直到那天，我才懂得了那位年轻女士插入发间的花儿是她的爱的感情流露——一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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