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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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 第1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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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廊ィ姐煞春郎焙伤勒咧炼嗤颉V性舐摇S篮土辏350),前燕慕容氏入据蓟城,前秦苻氏西据长安。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于前燕,邺中人相食。先是,永和七年(351),冉魏豫州牧张遇以许昌,平南将军高崇等以洛州降晋,八年(352)张遇据许昌叛晋,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投降前秦。未几,秦将苻雄略地关东,击败晋军,把张遇部下以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迁于关中。同年,晋军又攻克许昌。稍后又收复洛阳。永和十年(354),洛阳又被冉魏降将周成攻陷。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慧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也想南下豫章,后因道路不通,然后北上恒山,拜道安为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早年在邺从佛图澄出家,后来应赵王石遵之请,入居华林园。冉闵反胡以后,他辗转各地,后在恒山立寺,慧远及其弟慧持从他出家。时在永和十年(354),慧远年二十一,慧持年十八,道安年四十二。楼烦(今山西宁武)距离恒山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五六十里,交通不算困难,可以想见,他是从许、洛等地回乡以后,才去恒山的。慧远见了道安之后,“一面致敬,以为真吾师也!”确定了师徒关系。听到道安讲解大乘的《般若经》,深受启发,得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结论。这是慧远信仰佛教之始。慧远最初服膺儒术,长于丧服礼、毛诗,学习玄学之后发现了儒学之不足,接触了佛教之后,又体会了玄学之不足。他能够接受佛教,原来是有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段过程,慧远晚年致刘遗民书中,曾有追述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见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31)这几句话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由儒学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教,层次异常清楚。应该指出,慧远所拳拳服膺的学术是郑玄的三礼之学和王弼、何晏、郭象的玄学。这些学术和两汉的传统经学有很大差异。郑玄虽继承经古文家的系统,但亦参照今文家言,有其自己的特点。王、何诸人则以老、庄解释《易经》,或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建立魏晋的玄学。王弼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又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均见《老子注》)这种主张,虽然仍为一种唯心论,但已经摆脱无人感应说的束缚,尤其是“得意忘言”的主张,对于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晏对于无的解释,接近王弼。向秀、郭象则在王、何的基础上,竭力调和名教(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与自然(道家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关系。玄学的兴起,为般若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道安同时的竺法雅、康法朗等人利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经,说穿了就是老、庄思想与佛经相比傅。当时佛经输入不久,中国人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理解不深,用老庄思想互相沟通,有助于理解。慧远在二十四岁时,开始传教,在批判“实相义”时,反复讨论,听者并不理解,引用《庄子》解释之后,听者立即了然。所以道安特别允许慧远学习“俗书”(指佛教以外的书)。慧远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深厚的造诣,进而研讨当时方兴未艾的佛学,为佛教的中国化初步奠定基础,成为一代宗师,是绝非偶然的。慧远出家以后,以振兴佛教为己任。在道安的培育下,“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很显然,般若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道安所倡导的毗昙学对慧远有深远的影响。道安所制定的戒律也是慧远所坚决执行的。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对佛经有很深的体会。道安对他非常器重,认为“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他果然没有辜负道安的期待。
  由于北方战乱的关系,道安及其徒众屡次迁徙。晋兴宁三年(365),前燕慕容恪向河南进攻,道安率众南奔襄阳。行及新野,派遣竺法汰等人往扬州,这是教团的第一次疏散。走到襄阳以后,在晋太元三年(378)秦将苻丕进攻襄阳,情况紧急。由于刺史朱序的挽留,道安难以脱身,这时又把他的一部分徒众派遣到南方各地去。这是教团的第二次疏散。分手之际,道安对他们都再三叮嘱,惟独对于慧远却什么都没有说。为此,慧远下跪,请求师傅的指教。道安说:“如汝者,岂复相忧!”这句话,反映了道安对慧远的信赖。当时慧远年四十五岁。道安年六十六岁。从此,师徒二人各在一方,再未相见,但都为佛教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第二年,秦军攻下襄阳,道安被苻坚接到长安,成为一代国师。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佛经的翻译,训练了一大批翻译人材。由于道安的推荐,苻坚在对西域用兵之际,把鸠摩罗什接到中原,使佛经的翻译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慧远在庐山,对于佛教也作出非凡的贡献。
  在慧远定居庐山之前,佛教的中心多在各国首都。洛阳、邺下、建康,先后因为这种原因聚集着众多的胡汉僧侣,从事译经、传教。后赵许可汉人出家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信徒增加了,寺院也随之增加,这时也出现新的佛教中心。庐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它毕竟摆脱了行政中心,既不是全国首都,又不是地方首府。超然物外,独树一帜。利用当时中央政权的相对微弱,地方势力的强大,努力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扩大佛教的影响,积极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这就是庐山佛教的特点。
  慧远辞别道安之后,偕同弟子数十人,由襄阳来到荆州,住在上明寺。
  原来应同门慧永的邀请,打算到罗浮山隐居。慧永行到浔阳,被郡人陶范(陶侃之子)挽留,定居于庐山的西林寺。太元六年(381),慧远来到庐山,看到这里环境幽胜,就驻锡于龙泉精舍。经过刺史桓伊的赞助,又在山的东面,营建了东林寺。据《高僧传》的描述,这里的景物是:卻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在叠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既有丘壑之美,再加上人工的点缀,形成一个习静安禅的好地方。慧远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山三十余年,自年六十以来不再出山。但是却与国内国外的佛教界以及当权人士声息相闻,他的教团也在不断发展,人们从四面八方相继而来。名副其实地,庐山是东晋后期的南方佛教中心,而慧远当然是东晋的佛教领袖。
  与王公贵族的交往道安曾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卷五本传)就是说宣传佛教有两种办法,一是依仗帝王的政治力量为护符,一是要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争取更多的群众。他自己是这样作的,慧远也是这样作的。只是由于条件不完全相同,多少有些差异。和慧远来往较多的显贵,首先是地方的当权派。历任的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多数与之有来往。江州刺史桓伊,曾为之兴建寺院。王凝之也出资,赞助僧伽提婆翻译佛经。何无忌亲自到庐山访问慧远,并与慧远有书信来往,讨论佛教问题。荆州刺史殷仲堪,赴任途中曾访问慧远,共同讨论《周易》,后来殷仲堪赞赏慧远,以为“识信深明,实难为度”。这些地方当权派,多半是寺院的直接施主。
  其次,是当时的权臣和农民军领袖。桓玄、卢循、刘裕,都和慧远有过来往。桓玄和殷仲堪交兵之前,途经庐山,亲自入山相见,谈到打仗的事,慧远不答。桓玄又问有何愿望?慧远说:“愿檀越安隐,使彼亦复无他。”桓玄出山对左右说:“实乃生所未见。”后来桓玄消灭了殷仲堪,都督八郡,挟震主之威,要胁慧远还俗,慧远严词拒绝。后来,桓玄入建康,独揽朝权,下令沙汰僧众,慧远向桓玄提出建议,桓玄也都采纳了。桓玄要求沙门礼拜王者,慧远表示反对,桓玄称帝之后终于收回成命。
  卢循是反叛朝廷的,刘裕是镇压义军的。慧远对他们一视同仁。卢循送给他东西,他不但收下,还回信致谢。卢循由赣江北上,进军江州时,到庐山访问慧远,慧远见循“欢然道旧”。有的弟子认为和卢循交往,恐怕被朝廷怀疑。慧远以为“佛法中情无取舍,”应该为“识者”所谅解。后来刘裕追击卢循,进军桑尾一带,有人谈到慧远和卢循的关系。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遣使者赍书致敬,又赠送了钱米等物。这些事例说明人们对于慧远的崇敬和信任。
  复次,是和各国帝王间的交往。后秦主姚兴和东晋安帝都和慧远有过来往。姚兴是佞佛著名的国君,敬仰慧远的“名德”,赞叹他的才思,远道致书殷勤问候,曾赠以龟兹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慧远的弟子昙邕也为慧远致书姚兴和鸠摩罗什,前后多次。这种境外之交,从来也未受干扰。晋安帝从江陵东归之际,企图会见慧远,何无忌劝慧远去迎接,慧远称疾不往,安帝特派使者致意,慧远也不免答谢一番。
  最后,是与东晋朝士名流的交往。公卿如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名士如谢灵运、戴逵都和慧远有关系。王谧诸人并没有到庐山,就遥致师敬。谢灵运恃才傲物,对于别人很少推崇。看到慧远之后,却“肃然心服”,慧远于庐山立台绘制佛像,特嘱灵运制铭,刻之于石。慧远卒后,灵运又为之作诔,表彰慧远的业绩。艺术家戴逵也曾与慧远讨论果报问题。世传慧远成立白莲社,欲网罗陶渊明入社。根据陶渊明的作品来看,其事也不尽属子虚(见后)。和这些人士的来往,当然壮大了教团的声势,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助长了人们对佛教的信心,使慧远更加具备佛教领袖的形象。
  佛经的翻译、搜集与流通慧远到庐山之后,对于佛经的翻译、流通、搜集和宣传,不遗余力,取得丰硕成果。
  一、《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的翻译。
  阿毗昙属于小乘论部。早于苻秦后期,在道安的主持下,由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从事翻译。由于战乱仓促定稿,质量不够理想。后来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691)来到庐山,在慧远的主持下,他重译了《阿毗昙心论》四卷,又译了《三法度论》若干卷。前者是阿毗昙论的概说,对于阿毗昙的法相的解释,条理清楚,能够概括小乘佛教的纲领,容易使人接受。后者是《四阿含经》的提要,内容简单明了。把二百卷的《阿含经》,归纳为“九品四十六叶”,文约而义丰,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两部书的翻译,体现了慧远在佛学研究上兼收并包的精神。虽然这些著作属于小乘佛教,但慧远创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也从中吸取营养,而不加以排击。据吕澂研究,前者是《九分毗昙》的提要,后者是犊子系贤胄部的著作,和大乘般若学派的性空说存在不少分歧。经过慧远的提倡,毗昙学盛于江南。隆安元年(397)提婆东游京师,参与了《中阿含经》的翻译,又在卫军王珣家讲毗昙,王珣弟王僧弥听了一半之后,自己就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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