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彭柏山被带进审讯室时，他显得很平静，坐在我们的对面，用一双显得有些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们。
方治华问道：“彭柏山，你想一想，你的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的？”
彭柏山说：“该说的我都向组织上说了，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问：“你怎么这么肯定？”
答：“是的，就这么肯定，因为我不会编造事实。”
问：“彭柏山，你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你应该知道你问题的严重性。”
答：“是的，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随意乱说。”
从审讯的情况来看，彭柏山态度不错，没有我审讯张中晓时的那种抵触情绪和拒绝回答问题的现象，他是每问必答，有根有据，也从不牵连别人，只谈自己的事情，遇着有关的人，他都说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与别人没有关系。
当问到与胡风的关系时，他也毫不隐瞒，一点一点的都作了交待，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他如何为胡风的工作问题想办法，又如何动员胡风找周扬面谈等等，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他认为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交往与活动，根本就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更没有反党的意图。而我们则认为他与胡风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进行一种反革命阴谋。
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表示不能接受。
我由于刚外调回来，不太了解情况。加之在调查尚丁“军统特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胡风集团一案有着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人为的因素。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然也有“左”的思想，做过一些“左”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办案人员，尊重事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始终不能忘记的。对于彭柏山一案，我一开始就有看法，但又不好说，因此在陪同方治华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一言未发。
审讯下来后，方治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彭柏山与胡风的那些事情，都比较清楚了，我问还是那一套，没有什么好问的。
后来，审讯接触到了最实质性的问题，关于郭亮之死。
郭亮，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中共湖南、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杀害。
方治华问：“你认识郭亮吗？”
彭柏山摇着头说：“不认识。”
方治华说：“可是有人说你认识。”
答：“别人说是别人的话，但我真的不认识。”
方治华说：“我们希望你能向组织上老实交待，不要隐瞒，否则后果得由你自己负责，我想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答：“我当然明白，但我不能无中生有，这样做也是欺骗组织嘛。”
方治华见彭柏山始终不肯接触实质性的事情，就追问道：“你知道郭亮是怎么死的吗？”
答：“从党的报刊上知道，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方治华：“请你说详细一点。”
答：“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方治华见这样审下去没有结果，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人揭发说，你曾带人去抓过郭亮。”
彭柏山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显得很激动，大声地说：“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迫害！”
方治华说：“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没有给你任意定罪，但你得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
彭柏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快的冷静了下来，朝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能相信这样的话吗？在胡风的问题上我可能有错误，但这郭亮之死与我却毫无关系。你们想一想，我现在才多大岁数，1928年郭亮死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社会上的普通青年，还没有加入党组织，而且后来我主要在上海参加‘左联’的文艺工作，怎么会认识郭亮？怎么有可能带人到湖南去抓他？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难道你们也相信这样的话？”
彭柏山于是与我们展开了说理“斗争”，我们听了觉得他的那些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
我们将对彭柏山的审讯情况通过“胡风专案”办公室向上级作了汇报，但最后还是将他定成了“胡风分子”。
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省又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最后被迫害致死。 一场悲剧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哀李炳泉之死·李 普
我认识炳泉，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建国前夕我被调回新华总社，三年后调离，这个期间我认识了炳泉。我记不起同他有过什么个人交往，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总是带着诚恳的微笑，态度谦虚厚重。近来为了出版怀念炳泉的书，老友邢方群和李炳泉夫人刘可兴来找我，还有几位朋友多次谈起他。每次谈起，他那总是诚恳地微笑着的脸、那谦虚谨慎的仪态、那恂恂君子的形象，便在我眼前显现出来。
我最初认识他就听说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我至今记得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共中央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以后，国民党方面探到了，准备重兵突袭。李炳泉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以他为首的职业青年支部及时得到和传递了这个情报，使中共中央得以转危为安。我听过传达，毛泽东说当时中央身边部队很少，便唱个“空城计”，由新华社发表新闻，说我军已经获悉这个诡计，现正严阵以待云云。说得有鼻子有眼，对方见计谋败露，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件是北京得以保全而没有毁于战火，李炳泉也有一份功劳。那时候北京叫做北平，平津战役中炳泉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代表，会见国民党华北和北平的最高军政当局傅作义将军，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意图，然后陪同傅作义的代表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结果是我国这座文化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炳泉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开始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应当说贡献很多。别的不必多说了，仅仅是参与了这两件事，就足以令人敬重，但是他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那谦虚诚恳的微笑就更加叫人钦佩了。严格说来，不公然自吹自擂并不太难，许多人未必做不到。炳泉的过人之处在于叫人看不出来他做了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炳泉对他所做的一切泰然处之，表明他真正打心里认为，那一切都是他应当做的，不值得一提。有些人喜欢摆谱、喜欢摆老资格，这个“摆”字实在妙极了。他们不需要吹嘘什么，他们那神气、那身段、那姿态就十足表现出来。炳泉不“摆”，虽然他有摆的本钱，他的资格比某些“延安来的老干部”还老一点。宏观地说，这是那一代地下工作者的共像，他们把默默地奉献作为自己的职责。微观地说，这是他那高贵品质的表现。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并非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那诚挚宽厚的笑容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刻，我相信我说这些话没有说错。可惜我见事迟，那时候没有这份敏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交上他这样一位可敬的朋友。
1971年我回到新华社，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在1970年被迫害死去。他去世之前是新华社外事部主任、全国记者协会书记。1978年10月新华社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我代表“李炳泉治丧委员会”致了悼词。老实说，最初我只是在办一件例行公事，所谓致悼词不过是念悼词罢了。但是悼词中说到了他一些事迹和他的遭遇，我念着念着自己也深深感动了，我记得我渐渐地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悼词念清楚。这个可敬的人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啊：他一生致力于革命，但是他被他所从事的事业吃掉了，吃得尸骨无存。那天的仪式叫做骨灰安葬仪式，其实骨灰盒里只有他用过的一副眼镜、一顶帽子。
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最标准的说法是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有两种可能：自杀或者他杀。李炳泉属于哪一类，现在已经很难追究，并且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追究，我只是要想一想。在李炳泉死去的时候及其以前的许多岁月，人们不仅没有不说话的权利、没有不举手的权利，而且没有不活的权利。哪怕是被迫害得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是犯罪。如果李炳泉是自杀的，他的罪名就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当时那些人果然给他加了这个罪名。
炳泉有自杀的可能吗？“不可能！”陈理昂在电话里十分肯定地回答我说。他和炳泉属于同一类“犯人”，每天在“专案组”管制之下一起劳动。在炳泉死去的两天之前，他们偷偷地交换过对形势的看法，当然主要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那天炳泉说他们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这点是毫无问题的，党决不会冤枉他们的。“一个具有这样的信念的人会在两天之后自杀吗？”两天以后专案组贴出大字报，说李炳泉这个“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畏罪自杀”了。理昂说得很激动：“我绝对不相信，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陈理昂当然没有资格去察看尸体。王唯真看到了照片，他说照片很可怕，看来有伤痕，嘴角有白色的东西。我同几位朋友在电话里讨论：难道炳泉是服了安眠药吗？吃安眠药自杀的人是死得很平静的，而且他被关押着，得不到安眠药，也得不到悬梁的绳、割腕的刀片等等任何可以自杀的条件。既然不是自杀，就只剩下另一个可能：他杀。那么，那“他杀者”是谁呢，有什么证据呢？以上所说的都是推测，不是证据。而且我在前面说过，我只是要想一想，不是要追究，追究得一清二楚也不能使李炳泉复活。至于那些迫害者，简直不值得一提，他们普遍地不受法律的制裁，但愿他们能进行道德的自省，提升他们自己的灵魂。现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来想一想，作为一个问题，李炳泉之死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这件事全党都赞成、都说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件事。前一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算起，到1949年，用了二十八年。后一件，从1949年算起，到1976年，用了二十七年。对后一件事人们往往只从1966年算起，那是不对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酝酿和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冲动，那就把他老人家和毛泽东思想太小看了、太低估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1949年建国以来接二连三的批斗运动必然要走到的一步。我这篇文章之所以强调想一想，目的不在于追究，是因为在这个大形势之下，大家在劫难逃。至于受难者是李炳泉或者张炳泉、王炳泉，迫害者是女人或者男人、是这些人或者那些人，都带有很大很大的偶然性。至于双方个人的表现，当然大不一样。这大不一样的表现，决定于各人的品质、修养和经验等等，这又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大恶果之一是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