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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最为恶劣的思想外，当代文学作品中其他种种习焉不察的男性中心思想的流露，更是比比皆是。在那些流行文学作品中、那些都市青春偶像剧中，女性更是被彻底异化为爱情动物，甚或只是情欲动物，她们的所有价值仅仅体现在爱情或情欲是否经由一个男子而得以实现，所有的悲欣苦乐径出于得到了一个男人的爱或失去了一个男人的爱。女性被剥离了男人的性对象的身份后，还剩下什么呢？所谓 1970年代出生的“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竟然会被许多人目为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其实，女性对自身的性描写能够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无非是原本男性作家的性描写已不能满足男子意淫的需要，而现在有女性作家来公布她们的隐私生活，既充分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又成为炮制诋毁女性形象的神话的同谋者。鲁迅曾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坟·娜拉走后怎样》）现在则是女性亲自上演闺房秘戏，男权社会中的男子怎不兴奋莫名呢？所以，这些看似最激进、最前卫的女性，与舒芜1946年所论“卖弄风情，勾引男人的眉眼”（《“女作家”》）的女作家并无不同，其实依然不过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罢了。
在这本文集里，舒芜终于得出了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思考后的结论：“性别歧视就是性别歧视，自有男性中心社会就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一直会有。它曾经成为封建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非封建主义所专有。反封建，争民主，争人权，有些时候，会有助于性别歧视的消除，但不会彻底，有时反而会以不应分散大目标为由把妇女的事压下不许提，甚至在民主人权运动中就对妇女实行着最恶劣的性压迫性剥削。”（《不仅是封建的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舒芜以周作人女性观的后继者自许，或者便注定了他是个孤独者？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偏偏这两个抱着对女性深刻的“了解之同情”，以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的关怀投注于女性命运的作家，却由于各不相同的历史缘由，一直被视为大节有亏之人而游离于主流知识界之外。希望舒芜这本文集不致因此仅仅成为士人茶余饭后笑谈之资，否则，这究竟是舒芜个人的不幸，还是中国女权主义的不幸呢？
爱的钟摆：在平等的不在场与在场之间
■ 刘 宏
影片简介：三色·白色篇（Trois Couleurs，Blanc）法国MK2影片公司、法国电视三台、波兰托尔影片公司等1994年出品，彩色，92分钟；导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Kieslowski）；编剧：克日什托夫·皮谢维奇、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主演：伊比格尼埃夫·扎马霍夫斯基（Zbigniew Zamachowski）、朱丽·黛尔比（Julie Delpy）、耶尔齐·斯图赫尔（Jerzy Stuhr）；获奖记录：1994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故事梗概：多米尼克因为卡洛性无能而提出离婚，使卡洛变得一无所有无法在巴黎生活下去。卡洛偷渡回到波兰，重新开始自己的理发师职业，随后寻找到商业机会，大获成功。他开始了一项对多米尼克的报复，谎称自己去世，将财产留给她，这样将多米尼克诱骗到波兰。卡洛向多米尼克展示自己复苏的性能力，他们相互和解，在多米尼克被卡洛的计划送进监狱以后，卡洛并没有逃走，他来到监狱前，看着多米尼克对他比画“他们还将继续”。
爱情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卡洛愿意始终处于多米尼克的支配之下，将自己的生活，无一例外地和多米尼克进行因果联系。其实他有过很多次机会逃离，一开始是被动的，被多米尼克要求离婚，后来却是机会重重，但是他的经历，毫无偏差地跟随着多米尼克的愿望节奏前进。
《白》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典型的福柯式的场景里，在法院里，法官面前，多米尼克要和卡洛离婚，因为卡洛的性无能。妻子多米尼克理直气壮。面对自己即将被决定的命运，丈夫卡洛招架无力。这个多米尼克绝对支配卡洛的故事甚至可以加上福柯的句子来作为旁白：“权力不仅存在于上级法院的审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当然也交织在卡洛和多米尼克的关系当中，构成明显不平等的形态：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一开始，不懂法语的卡洛必须透过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和多米尼克跟法官的距离相差遥远。
法院里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个凌乱的时间，卡洛的未来和多米尼克的曾经交替闪回，我们看见了新娘多米尼克披着婚纱，奔向门外等候的人群，外面鸽群飞起，她转过头来，脸上是幸福的笑容。那个已经过去的时刻，她真是美丽动人。
一只硕大无比的箱子，从画面的起头就在行李带上滑动。箱子上面有一个小洞。 是为了呼吸，卡洛挖了一个小洞，因为未来的某个时刻他就要藏身在其中。诉讼以卡洛的失败告终，多米尼克把大箱子从汽车的后备箱里扔出来，告诉他那是他所有的财产，然后她开车走了。卡洛当然追不上，但是他还带着这只大箱子和他还没有完全熄灭的希望滞留在巴黎。最后他主动钻进了这只大箱子，因为没有护照和钱，他只能这样作为一件行李偷渡回波兰。
对于卡洛来说，性的无能是多米尼克抛弃他的理由，是一种清楚的表象，一个结果、一个可供使用的理由。总之卡洛性无能了，一旦被确切地加以论证，在巴黎的法院里，多米尼克就得到支持她的判决。甚至卡洛自己也是认同这种潜在逻辑的，如果他失去性的能力就不可能和多米尼克维持婚姻。他想要求的只是时间，他喊叫的原因出于如果有时间，他一定可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他第一次大声疾呼，就是在法庭上问平等何在。但是这个质问经不起推敲，显然，我们也不能够认为相反的判决就能够体现或者保护平等——既然他自己都认为性能力不平等的存在。虽然多米尼克的此时此地的离婚要求显示她对于卡洛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但是她对他并没有规定性的责任，所以她也不能被要求因为从前爱过他现在也必须遵从他的愿望，给他时间。
如果卡洛的性能力丧失是因为有许多力量的共谋，是其他能力和多米尼克对比之间的较量结果，那么，他想要恢复关系的唯一出路，可能就在于首先去恢复他的其他能力。他们的相爱开始于卡洛事业的一个小小的高峰，卡洛在布达佩斯赢得大奖，模特儿多米尼克对他一见钟情。不知道后来他们是如何来到巴黎，在这个和华沙完全不同的城市里，卡洛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失去了包括职业身份在内的所有的东西，还有被列出来，大张旗鼓地讨论的性能力。多米尼克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你，若是我说出来，你也不会明白。她说得太对了。卡洛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如此深刻地被注定了要生活在她的权力支配之下，他自始至终，一直都以为自己爱她而且了解她。
直到他被多米尼克轰出门去后还停留在地铁里，跟他遇到的同是波兰人的米可埃说他的多米尼克是多么漂亮，而他是多么爱她。米可埃比他实际多了，他脸上略带嘲讽的微笑透露出他对卡洛说的一切并不信任。卡洛带着米可埃来到地铁口，向他展示他的多米尼克的确存在，他指向对面楼房的一个窗户——可是米可埃问的是，碧姬，巴铎？对面正好有这么一个大广告牌。当然卡洛不是在说这个早年的性感明星，他说的是窗户后面那个身影，被灯光照在窗帘上的身影，那是他的多米尼克。似乎还不是单独的一个人。米可埃有点疑惑，他看着卡洛，然后卡洛冲进地铁里打电话给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在电话的另一端说，来得好，好好听着——她正在性爱中毫无顾忌地大声喘息。
卡洛终于不得不下定决心离开巴黎。
回到波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卡洛钻进大箱子，作为米可埃的行李被带回波兰。这只大箱子实现了藏匿和偷渡，身体的限制在此呈现着双重的意味：一方面那只大箱子（在装卡洛屈指可数的财产的时候过于空旷和巨大、但卡洛自己装进去的时候却极其窄小）是外在压力的具体表征，一方面还暗示出卡洛的影响力和他一起被压缩到箱子里，此刻荡然无存，他不过是一件行李，随后我们还将看到在一帮抢劫犯眼里，他的价值甚至连一件行李都不如。除了拥有微不足道的一枚两法郎硬币和一个偷来的酷似多米尼克的石膏像，卡洛一无所有。可是这件巨大的行李被人偷走了，在冰雪 覆盖的郊外，打开箱子，卡洛令窃贼们大失所望，他们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就扬长而去。他被抛弃在冰天雪地的郊外，但无论如何，已经回到了波兰。
这一片土地以及土地所滋生的卡洛熟悉的语言将使他从打击中慢慢复苏，逐渐恢复他的自信。卡洛作为能干的理发师重新召回人们对他的欢迎，但这不过是起点，很快，是他的女主顾提供的线索和机会，卡洛就站在富有冒险精神的银行家面前，要求进入金融界发展。金融界借这位做些非法生意的银行家的眼睛仔细打量理发师卡洛，视线里出现的卡洛看起来有点夸张的滑稽。银行家说听说过他是怎么回到波兰的，所以笑嘻嘻地提供给他一个保镖的职位。
即使他努力地在适应自己新的职位，卡洛保镖看起来还是做得不伦不类，过于卡通，总是让人疑心他是否胜任职责；但是，一旦机会出现，他的豁出一切的冒险劲头帮了大忙，意外偷听到一些商业秘密之后，他孤注一掷地买下有人看中却不为人知的地皮，然后以十倍的价格成功地卖给银行家，掘出了他的“第一桶金”。他还应承了米可埃要求拿了大价钱去替他杀人，当他发现米可埃要求他去杀的正是米可埃自己的时候，卡洛再次运用自己的机智改变了米可埃了无生趣的看法。他感悟了米可埃，不但收获了金钱还收获了友谊。故事发展到其中的一个高潮——那真是一个故事里最舒展的情节，两个人，卡洛和米可埃，卡洛筹措到足够的钱要开始他的商业活动，米可埃也不再彷徨，似乎有许多可以期盼的事情将要开始。他们带着一瓶酒去溜冰，阳光照耀着他们不停地摔倒，他们那么开心，仿佛回到童年，肢体和心情都还没有被约束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无穷希望的年纪。他们一致同意“很久没有这样快乐，这是最快乐的一天”。
再后来，卡洛开了一家公司，摇身一变成为熟练的商人，踩准了刚刚“回到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