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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那时，我才１２岁，是宁夏银川市第十八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作为一厂之长的爸爸去大连出差，我难得有机会跟着去看大海。
然而，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机舱外的景色，甚至身子还没坐稳，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伴着飞机巨大的冲击力向前推去，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前排的靠背上，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又一声金属断裂的巨响，我的腰像一根筷子，被折成了两截，没有了感觉，耳朵也什么都听不见了，只知道自己沉入到了混杂着燃油味的泥水中。惊恐中，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我看见爸爸正站在漫及胸部的泥水中叫我！我喜极而泣！在这生死的边缘，我看到爸爸正艰难地向我这边挪动。爸爸一边挪着，一边喊：“别怕，儿子！爸爸来了！”
爸爸的脸色很难看，我问他伤着哪儿，他说双腿没有知觉。爸爸的声音也越来越远，我想跟爸爸说我冷，却怎么也没力气说出来了，只隐约听见爸爸在哭着大喊，快来啊，快来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和爸爸出事时，妈妈还在深圳。妈妈是宁夏画院的专职画家。妈妈出差深圳，是为深圳一个酒店创作大型壁画的。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见到我的儿子嘉鹏和我的丈夫时，已经是事故后的第四天了。
我的奄奄一息的儿子惨不忍睹。全身上下缠满了绷带，小脸没有一丝血色，黄得透亮，头部尽管包扎着，可还有泥巴。没法洗净，轻轻一捋额头，就会带出一块皮肉，露出一片白森森的头盖骨。
儿子的腹部肿胀得像一面锃亮的牛皮鼓，疼得他每天像狼一样嚎，整个医院都日夜听得到他毛骨悚然的狼嚎声。
孩子只知道疼，他不知道他的腹部在大量出血，不知道他的脾脏膜已经破裂。如果说在飞机掉下的那一刻幸免于难是度过了第一道鬼门关，那止住腹部出血是度过了第二道鬼门关，接着就该与儿子一道过第三道鬼门关——做腰椎手术了！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先是肠梗阻，接着尿路又感染，不能自行排尿了。为了刺激我排尿，妈妈和小姨，一个不停地为我揉小腹，促进尿的循环；一个不停在盆里舀水，制造水的声音，可无论怎样，都是徒劳。
妈妈要把我转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属北京博爱医院去。那里有“三瘫一截”的最好医生。叶乔波、桑兰等体育功臣，都是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治疗而康复的。我每天喝大量的水，一杯杯的，一碗碗的，喝得肚子滚圆。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庆那天，我的尿终于潺潺流出了。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儿子的父亲放弃了自己治疗的机会，儿子的小姨丢下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陪着我来到北京一起护理。
我们给儿子进行的是一种恢复肌肉和神经自身功能的强化训练，医学上简称ＰＴ训练。我们每天都把他推进ＰＴ室，按住他已经死去的双腿做仰卧起坐，或者抬起他的双腿做劈腿叉腿等训练。有时，我们把他放进游泳池，让他扶着栏杆，练习游泳，锻炼腿部的肌力。
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了，便愤怒地罢练。他把陪他训练的、像照顾亲弟弟一样照顾他的小白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试图给他讲道理。还没开口，他就反唇相讥：“你是正常人，你怎么知道我的痛苦？如果你１２岁，你还不如我呢！”我买来了许多名人传记，特别是那些身残志坚者的传记。我要以一种榜样的力量来激励他的意志，以一种精神的食粮来哺育他的人生。开始是我给他讲，慢慢他自己看了，心情也慢慢好了，训练也自觉和刻苦了。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妈妈在外面租了一间简陋的地下室。每天晚上十二点回去，早上四五点钟到医院。风雨无阻。那天，妈妈给我料理完一切后，像往常一样回家，黑暗里突然冲出来三个人，勒住妈妈的脖子抢劫。妈妈当时想，我儿子像一个废人一样躺在医院，我们已经一贫如洗，什么都没了，你们这些丧天良的还抢我！于是妈妈拼尽全身的力气和一生的愤怒大喊了一声：“拿去吧！你们都拿去吧！”声音大得把妈妈自己的右耳膜震破了，聋了，那几个歹徒也被吓跑了。其实妈妈身上只有十几块钱，吓坏了的妈妈，躲在屋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有一整年时间，我一直躺在床上练垫上运动。腿从毫无知觉地被医生扶着抬起，到自己一点一点地抬，最后居然达到了９０度角！晚上我就练站。我先扶着轮椅“站”，然后让妈妈的膝盖顶着我的膝盖“站”。终于可以站一秒钟了、站三秒钟了、站五秒钟了、站十秒钟了，最后能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了……能站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能走。我是借助推步行器练走的。我扶着墙根站起后，大腿带着小腿和脚板，居然晃悠悠地往前蹭了一步！我妈妈激动地跑过来，抱着我喜极而泣！这是空难两年后，我迈出的第一步！
沈利萍从宁夏发来的电子邮件：为了给儿子恢复记忆，我们就每天教他背英语单词。一个记住了，两个记住了，慢慢地很多单词都记住了。这医院里的医生都是高才生，都会英语，他们就成了孩子的业余辅导老师，每天都用英语跟孩子对话。孩子在学习中的确找到了乐趣，找回了信心，白天病房里人多，他就滑着轮椅到外面去看书，晚上趴在床上继续学。就这样，他在五年里学完了高中的所有课程，熟练地掌握了电脑，并能十分流利地与外宾对话！
１９９８年，他以全世界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所世界红十字协会主办的、闻名世界的大学，只在８６个国家招生，一个国家只招一人！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１９９７年初，挪威的松娅王后访问中国时，参观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参观了博爱医院后，她表示，愿意为中国的残疾事业培养一名人才。王后是个言而有信的人。８月，考试通知就贴在博爱医院的大门口了。要求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英语达到中级、会电脑、生活能自理的肢残学生。
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我和其他三位脱颖而出。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一位是荣获北京十佳残疾青年的中考生，一位是应届高中生。四人中，我年纪最小，伤残最重。
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但不知为什么，我那几天感觉特别好，特别自信，我就认为非我莫属。结果我被录取了。
学院里有三个残疾学生，我是最严重的。由于脑挫伤和三次大的麻醉手术，我的记忆力明显低于其他同学。但我不气馁。我是这个学院在中国招的第一个学生，我不能给我的国家和人民丢脸！
通过三个月的不懈努力，我完全适应了英语环境，听懂了老师的课程。我的作业和论文总是全班最好的。
因为我是残疾人，我深知残疾人的苦处，我到了世界红十字会最好的学校，我就要为跟我一样命运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在我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在学院和挪威红十字总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学院成立了红十字小组，院长托尼·马康亲任组长，我是负责人之一。
我之所以要这么努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进学院的第一天，就没有看到我们祖国的国旗。因为以前世界联合学院只招８０个国家的学生，只有８０根旗杆，中国是第８６个招生国，所以没有中国的国旗。当我的心血和成绩得到了同学和院长的肯定后，我就走进了院长办公室。
我说：“尊敬的院长先生，我是代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来这里学习的，可学院没有一面我们国家的国旗挂在这里，我请求学院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院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定制了一面中国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就高高悬挂在学院的上空了。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第一次见到尊敬的挪威松娅王后是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三点。
１９９８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我作为学院惟一的学生而荣幸地收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邀请函。参加颁奖会的是世界各国的政要，比如英国首相、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松娅王后等。我被安排在大厅左侧第二排就座。我能清晰地看到国王和王后的亲切面容。
其实我一个多月前就从院长口中得知王后要接见我的消息。一个多月前，院长在跟王后汇报工作时，专门汇报了我的表现。王后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接见我。
下午三点，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准时来到了挪威王宫。按规定，我走在最前面。一同前去的还有中国残联一行七人，有我的导师斯坦·海洛先生以及挪威国家电视台的两名记者。
王后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你在学校一切都好吗？你的学校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祝贺你！”
我高兴地说：“我在学校很好，感谢松娅王后对我的关心。”后来王后来我们学院视察时，我作为她邀请的客人，又一路陪同。她还执意参观了我的宿舍，了解我的生活起居。席间，她特意要我坐在她旁边。说到世界第３６届Ｒｉｄｄｅｒｅｎｎｅｔ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时，因为在这次比赛中，我得到了奥林匹克两项赛青年组金牌和十公里越野比赛金牌，她问：“你练了多久？”我说只做一个星期的赛前训练时，她的眼睛放出了灿烂而动人的光芒。她说：“你真了不起！只训练一周就拿了三块金牌，如果你训练一年的话，我们的金牌都不够你拿了！”后来拍摄以我的自传为蓝本的电视剧《撑起生命的蓝天》时，松娅王后和国王又在百忙中，亲自出演。松娅王后对我的厚爱与关怀，成了家喻户晓的动人佳话，挪威的大小媒体对此都进行了宣传。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7期林中的小木屋作者：朱莉。加蒙 ○ 罗雪梅 编译像里克和我这样的老夫妻，早已习惯一成不变的生活。
就拿周日的晚上来说吧。大约在七点半，里克的小吨位货车就会轰隆隆地出现在车道上。他在店里干了长长的一天，回来时我们１２岁的儿子托马斯和我早已吃过晚饭（我们有３个孩子，只有小儿子托马斯还在我们身边）。里克的晚餐在微波炉里。他会走进来，吻我一下，然后去洗脸洗手，我会把他的盘子摆放到桌上。他简单而迅速地说几句饭前祷告，然后开始狼吞虎咽。之后，我洗碗，他看电视，我们或许会聊一聊儿子的事。其他时候，我们没什么话可说。丈夫是那种身强力壮而又沉默寡言的人。
“我认识的一个人在森林里有一块地产。”１１月的一个晚上，在吃饭时里克说道，“你应该去看看，很美的一个地方。”
“看它干吗？”我问。我的手忙着清洗水池，我的大脑里想着刚才看的小说。或许，现在，在孩子们不太需要我的时候，我该开始写小说了，写作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们的小木屋！”
这话引起了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