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说些没头没脑的话，越来越像康赛了！
阿原起得很早。我要跟他一起出去。阿原打着哈欠说其实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我说我要回陶乐，那里有我的工作等着我去干。其实我是怕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忍不住去重新打开那些衣柜。有几个衣柜还没有打开过，我害怕那里面全是女人的衣物。我有理由这么怀疑，因为，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我看见了一张照片，是阿原和一个女人的合影。
阿原坚持要送我，可我宁愿坐完汽车再走着回去。我的脑子有点乱糟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双红拖鞋而引起的。我原以为身体的疯狂可以冲淡这种感觉，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难道我是在吃醋吗？我不愿承认，我一贯认为吃醋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要么打败她，要么甘拜下风，有什么必要恨恨地吃醋呢？但是，我的脑子里还是有点乱糟糟的。
正是上班时间，大街上的自行车流浩浩荡荡整整齐齐，仿佛大家约好了去奔赴一个约会。公共汽车也装得满满当当的，精神抖擞地冲过来冲过去，似乎一夜之间洗去了所有的疲乏和无奈。人人都有一股初生牛犊、冲锋陷阵的气势。走在这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里，红拖鞋的故事慢慢淡去，仿佛是新鲜的空气渐渐地冲走了隔夜的宿味。我终于被挤下了人行道，像我这样身份不明、脚步不紧不慢的人只配挤出人行道。在店铺招牌底下，在马路边上，一个人默默独行。这样的早晨是最能伤害我的。所有的人，甚至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向我示威，它们整齐有序，步调一致，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一起向我这个逃学生似的孩子冲过来。我只有瑟缩在马路边、店铺旁，低眉顺眼，心事重重，脚步零碎。我一边跌跌撞撞躲躲闪闪，一边幽幽地想：没有谁知道这个姑娘叫小西，没有谁会朝小西看上一眼，没有谁知道小西此时正在想什么。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的人。那是个裹着绒布头巾、手提家常布袋、身穿大棉袄的老妇人。我还注意到她穿了一双手工的棉鞋。这让我猛然想起我的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妈，她也是这样提着家常布袋，脚穿自己纳就的老棉鞋，走在街上像一只四平八稳的老猫。只是老妈是不包头巾的，她戴一顶绒线帽，绛红色的，花白的头发从帽檐底倔犟地支楞出来，脑袋看上去就像一只绛红色的毛边大绒球。她的颧骨上总是有两抹根深蒂固的紫红，嘴唇又青又紫，这是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人的面容。这样的面容再加上那顶绛红色的小帽，她的脸看上去拉拉杂杂地红得一塌糊涂。老妈怎么样了呢？
我控制着自己的脚步，不远不近地跟在那个老妇人的背后走着。她拐进了一个副食商店。我看见她踌躇了许久，买了一小包佐料后，才慢慢走了出来，犹豫了一下，又往刚才来的方向走了。一大早出来就为买一包小小的佐料，也是个寂寞无奈的老人。说不定像我的老妈一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一套陈旧不堪的房子里，一夜一夜地睡不好觉，清早起来，无处可去，又不好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闲逛，搜索枯肠，才想起可以去买一小包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上街的理由，又不至于太浪费。我看了一下，那包佐料才三角二分钱。我想起老妈也曾做过这样的傻事，为了买一小卷灰色的棉线走完了三条街，其实那种线在楼下的小杂货店里就有卖。我相信她是知道的，她跟杂货店的老板娘好得像一对老姐妹，动不动就扎进店里，叽叽哝哝地聊个没完，她怎么会不知道那里就有她要买的棉线呢。她满脸挑剔地这家商店进那家商店出，不是嫌那线是尼龙的就是嫌那颜色不对，她走得越远就越坚信自己真的是在寻找那卷也许并不存在的棉线。好几次，她的吹毛求疵的态度惹恼了人家营业员，只得悻悻地走进下一家商店。最后，她终于走完了三条主要的街道，气喘吁吁地回到了楼下的杂货店，她对老板娘大声抱怨：现在的商店有什么好呀，要那没有要这没有，连一卷棉线都找不出来，真不如您这小杂货店，要什么有什么。她终于拿着她的灰色棉线心满意足地上楼了。
离家这么长时间了，该给老妈写封信了。我拐了个弯径直去了邮局，坐下来后又不知该写些什么，写我找到了陶乐？写我遭遇了阿原？我相信这都不是她爱听的。想来想去只好给她画了一幅画，我画了我自己，我在画上穿着新买的漂亮时髦的衣服，新的皮鞋闪闪发亮。我还长胖了，小脸鼓得圆圆的。然后我斟酌再三，吝啬地给了她六个字：一切都好勿念。落款的地址我写上了阿原的公司，如果没有地址，那是比不给她写信还要糟糕的。她一定会认为我连个安身之地也没有，怎么谈得上“一切都好”呢？付钱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双红拖鞋，事实上并非一切都好啊。
接近中午，我才拖着酸乏的两腿回到陶乐，顾不上看看我的那篇巨著，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困倦地睡了过去。
接下来好几天，阿原都没有回到陶乐来了，我也没去找他。这似乎已经成了习惯，只等他来找我，我从不主动去找他。而且，我现在有了《来去如风》了，我的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富余了。
一天，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才清晨七点多钟，阿原就抱着两个大纸箱趔趄着闯了进来。一个纸箱装满了奶粉，一个纸箱装满了各式主食。打开摩托车工具箱，里面又是点心和精致的速食。我说阿原，这些够我过好长一段时间了。阿原说也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我也想来陶乐隐居一段时间，陪陪你，我快要出远门了。一听说出远门，我总是很来劲，我说你要去哪儿？我可以跟着去吗？阿原说生意上的事情，你有什么好去的。
阿原似乎心情欠佳，闷闷地坐着。我说阿原，你今天不高兴？
是有点。
能不能告诉我为了什么？
不必。
啊，很好。我重又闭上眼睛。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到要和另一个人在一起，这是另一个人的荣幸。我耐心地等待着阿原的心情慢慢好起来。 小西，整个乌市有多少家经营乳制品的公司你知道吗？有五百多家，我的公司在里面能占第几你知道吗？四百多名，现在，有一个机会，我想与一家排名在十名以前的公司联合。这样，新公司的名次可以一下拉升到前五名，而且以后还会更靠前，新公司的目标就是走向垄断经营，垄断整个新疆甚至整个大西北的乳制品市场。你说这样可以吗？
嗨，有这种机会你还来问我？换上是我，千方百计给它搞定。
可是，联合是有代价的。
像电影里那样，你必须与那个大公司老板的女儿结婚吗？
差不多，但不是女儿，是老板，女老板。
我说不出话来了。我不知道一位精明强干的女老板是什么样子，我想了又想，始终没有办法让她成形，我缺乏这方面的概念。总之，我想，那是个十分了得的女人，不然，为什么男人们会望着她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去呢？我还想到了那双红拖鞋，说不定就是女老板的。看看，他们在城里斗智斗勇，热火朝天，我们却在地里悠闲地挖着野菜，而他们还要假惺惺地来问我们：你说这样可以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为我已分不清到底谁对谁错了。我拿过指甲锉，小心地锉起指甲来。
阿原猛地吼起来：我的话你听清楚没有，我要结婚了，我要和一个大我十岁的女人结婚了。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为了什么结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卖了，你无动于衷吗？
那是你自己的事，你爱结不结，爱卖不卖，跟我什么相干？我算你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对你的生活发表意见？我慢条斯理地说。
你说真的？阿原神色严峻地问。
你这样问我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替我想一想？你一边跟我胡来，一边还质问我：我跟那个女人结婚，你无动于衷吗？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如果我说我想杀了她，或者就杀了你，你相信吗？
杀了她我也不会跟你结婚的，看你那个没大没小的样子。
谁要跟你结婚，别臭美了。虚伪的东西，明明早就决定了的事情，还跑来假惺惺地问我，还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来问我。你以为你有资格痛苦吗？她大你十岁又怎么样？要卑鄙就要卑鄙得纯正，要敢于对所有人大声说，你爱她，爱她满脸的皱纹，爱她慈爱的眼神，还有她的全部产业。
我的嚷嚷还没结束，阿原一骨碌爬起来，冲了出去。我听见摩托车发动的声音。阿原走了。
去你妈的。我气愤地扔掉了指甲锉。
其实我并不像我表现的那样生气。我真的不生气，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非常理解阿原所做的一切。他不可能跟我和康赛一样，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每天都上演着各种滑稽戏。既然阿原在那个世界里卖力地活着，他就得遵守那里面的游戏规则。至于我们，我们早就对它失去发言权了，我们早就不想关注它了。
一直到傍晚，阿原才旋风般冲进陶乐。他似乎忘了早上的争吵，笑嘻嘻地过来亲我。
我们寒碜的晚餐被打扮得很有情调，面包被切成均匀的小块，整整齐齐地放在盘里；两杯牛奶正袅袅地冒着热气；两只硕大的黄元帅苹果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一只平口白色搪瓷缸里插着路边采来的野草，是那种颜色青黄的野草，无端地透出一番挣扎过的痕迹，像一个饱受风霜雨露的流浪汉，突然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两支蜡烛温情地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望着桌上的晚餐，不约而同地被感动了，谁也不忍心吃下第一口。
阿原突然长叹一声，掏出一支烟来。小西，我现在理解你的陶乐了，一把野草，一只癞头癞脑的母鸡，在你的眼里都会变得有灵性，你总是能把贫穷无奈的生活升华成悠闲。有时我想，也许你注定要流浪一生，清苦一生，所以你才能开怀地面对一无所有。我不行，我无法忍受贫穷，要我穷困一生，我宁愿马上去死。
我说，我自去受苦，你们去享福，苦乐孰长久，只有天知道。
阿原突然将我抱在怀里。
小西，今天早上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当真。我在跟你开玩笑，还有什么人能盖过小西的光芒呢？其实，我早就离不开你了。白天，我生活在城里，在人堆里鬼混，在生意场上打滚，一到傍晚，我就想，我要到小西那里去，我要看她开荒的样子，煮野菜的样子，坐在简陋的小屋里写作的样子。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可怜，相反，我羡慕你，嫉妒你，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生活得精致的人，而我，虽然我有美屋华服，可我却生活得粗糙无比。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设想，我说阿原，你可以同时拥有两种生活呀。你既可以在城里继续你的事业，联营也好，垄断也罢，尽情地做你的老板，又可以在陶乐过一过村夫式的生活，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呀。
阿原百感交集地看着我，我向他举了举杯。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二个你这样的女孩子。阿原望着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分开的，你永远是我的小西。
是吗？我有个预感，你可能会一只手抱住我，一只手又抛弃我。我哈哈大笑起来。
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