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伸手帮助摇风轮儿；养母摆放饭桌，我就帮助拿筷子；养母要扫地，我就主动递笤帚。如此等等。有一天早晨，我抢先起床，给养母打来洗脸水，让养母洗脸。养母睁大眼睛瞅着我，一句话也没说，突然蹲下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小脸，热泪扑簌簌掉下来。
１９５２年，我已经九周岁了。从那年６月份起，养母就经常领着我到别人家串门。最初我不知道养母想要干什么，后来才明白，养母是在托人给我找一所好学校，让我上学读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教学质量好、老师也靠得住的佳木斯市第二小学。９月份，我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背上新书包，和那么多的小朋友一起上学了，这是我多么渴望的事情啊。我心里明白，在当时左邻右舍还有不少孩子上不起学，养父母却千方百计让我上好学校，这是多大的付出啊。想到这一点，我每天便早早起来，帮助妈妈点火烧水，做早饭。而妈妈则总是不让我干家务事，好集中精力读书。在养父母的支持下，我第一年就被学校评为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的“三好”学生。１９５７年冬，就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里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一天晚上，全家人等候养父回来吃饭，等来等去，养父被别人抬回来了。来人说，养父赶的大马车翻在半路上，把养父扣在车底下。事情过后，养父虽保住了性命，但已成为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养父虽能领取劳保工资，但实际收入少了很多。养母只好帮人家浆洗衣服，用那点可怜的收入补助家庭开支。姐姐杨淑琴看到这种情况，为帮助妈妈多挣几个钱和保证我能继续读书，便毅然决然地停学了，并对我说：“妹妹年纪还小，应该继续上学，不能和我一样。”我尽管几次力争，但养母和养姐坚决不答应，只好含着眼泪上学了。而我的中国姐姐却从此离开校门，至今还是个家庭妇女。１９５８年秋天，我考进初级中学，但当时我心里就是想着早点就业，以便用自己的工资减轻养父母的生活压力。正巧，这一年佳木斯师范学校以全额助学金的方式招考初级师范生。我就恳求班主任老师，帮我报了名。结果还真的被录取了。在师范学校，按照中国当时大跃进的方式，昼夜学习，两年的课程并在一年学。我经过努力，各科成绩均达到优等。学校根据我的成绩和家庭情况，将我分到我的母校——佳木斯市第二小学去任教，就地当上了老师。这时候，我只有１８岁。
作为一个初师毕业生被分配到教学质量最好的佳木斯市第二小学任教，而且还是本校毕业生、离校仅仅两年的学生，能够胜任吗？当时我心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我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坚持既当老师又当学生的态度，边学边做，就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于是，我每天早来晚归，认真备课，课外天天给学习成绩差的同学辅导，甚至带上针线给家庭困难的学生补衣服、钉纽扣儿。辅导时间晚了，我就把学生送回家去。我的一举一动，得到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的好评，大家都说我“有一股内在的韧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奋工作，我逐步成长为校内外颇有影响的好教师。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开始为我物色恋爱对象。在众多的求婚者中，我选中了人品正直、性格温和、体魄健壮的建筑工人刘清安。在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我们于１９６２年１月举行了婚礼。婚后，我搬出养母家，与婆母住在一起。我虽然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报答养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却更加强烈。还是在婚前我便与刘清安商定，要把工资收入按月寄给养父母，我爱人则完全支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１９６７年养母患肝炎病，诊治无效，发展为肝硬化，只好住进医院。当时正值中国“文革”高潮之中，医院也处于混乱状态，重病人没有家属陪护不行。我便向学校请了一个月假，日夜守护在养母身旁。喂饭喂水，端屎端尿，都由我亲手照料。养母出院后，肝病时好时坏，每次犯病，我必去看望、守护。后来一次犯病，养母干脆让养父求人赶着毛驴车，把她拉到我家，省得我来回跑。我丈夫刘清安十分理解我的报恩思想，对岳母也是百般孝敬。领到工资时总是买些水果、罐头一类的东西给岳母吃。就这样我把养母侍候到１９７４年去世。而对瘫痪的养父，也是尽心尽力，奉养到１９７８去世为止。
作为一名日本遗孤，我对故国也有一份深切的思念之情。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我曾请求有关领导帮助寻找日本亲人。１９７５年４月，我收到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山本慈昭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的父亲、姐姐、哥哥都还健在，要我寄上本人的照片，以便亲人相认。一年之后我又接到生身父亲的来信，邀请我去日探亲。但当时我的养父瘫痪在床，需要照顾，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养父去世后，我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办理了去日探亲手续，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我去日本探亲，本意是慰藉思亲之心，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而事实上却是阖家痛哭。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只见３０多个迎接者，不论大人还是孩子，一律穿着黑色衣服。低着头，小声叨念着我完全不懂的日本话。翻译用汉语解释说：“你受苦了！”我知道这是我的日本亲人并不了解我在中国的实际生活，而说出的道歉话。我没有必要去责怪他们，但内心还是觉得别扭。回到生身父亲的家里，头一件事就是参拜灵堂。父亲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看看吧，我们没有忘记你。”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块写有森实一喜名字的灵牌拿给我看，然后付之一炬。接着让我参拜生身母亲的灵牌，默祷１９４４年死在佳木斯临时住所的母亲。这次参拜，年迈的父亲和姐姐、哥哥一起痛哭，我也流下了多年少有的伤心泪。随后，我逐个拜访了日本亲友，一次又一次地倾诉中国养父母、婆母、丈夫和领导、同事对我的恩情和友善，这才消除关于“你受苦了”的误会，把亲友们的对我表示同情的眼泪，变成感激中国人民的眼泪。我在日本住了六个月，要回国的时候，父亲老泪纵横，惋惜亲生女儿不肯留在自己身边；姐姐、哥哥也潸然泪下，惆怅手足之情不得常叙。但我觉得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爱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那里才是我的家。我应该用我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培养出更多的少年学生，这是我毕生的事业！
四一盘１１年前的录音带
央视“探索与发现”节目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就在松田千卫来到北靠山屯之前，在１９３８年的秋天里为了给开拓团清出土地，日军纵火烧农民的房屋，从依兰县城到土城子村烧得７５里没有人烟，１００多中国农民惨遭杀害。杀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刺刀挑死，另一种是用细绳将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拴在一起扔在江中，日军给这个杀人方法起了个艳丽的名字，叫‘燕子凫水式＇。”
翻阅这段史料中，一个叫胡万林的人吸引了我。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日本人之手——可是，他却收养了一个日本孤儿！
可能么？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日，我们直抵依兰。
然而，在依兰县红星乡，我的采访受阻。
找不到胡万林。
乡政府、村委会、派出所，十几个不同身份和职别的人，却回答了如出一辙的话：“没这个人。”“不知道。”“胡万林？从未听说过。”
电话再次接到红星乡光明村——胡万林当年居住的村子。我们“小话”说了一车皮，终于感动了村主任。村主任不惜跑了几条街，找到屯子里的一个老者来接电话。
可是，我们再度失望。
“老者”的话，连发子弹一样射过来，发发击中我们的要害：胡万林死十来年了，他的儿子胡延增走得更早，２０多年前就回日本了。
我们仍不死心。
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救命稻草”，哪怕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还在，我们都会高兴地“走一遭”。于是，我们连续发问，胡万林还有什么亲戚么？他当年的邻居还在吗？他居住过的房子在什么地方，现在啥样？
“老者”一席话，令我们沮丧不已：“胡万林那一茬人都没了。现在村子里数我最老。可我，从未听过胡万林讲过‘从前’的事。啊你们问他当年的老房啊，早就扒啦！”
朱文博遗憾地说：“看来，我们十年前做这个选题就好了。”
这话提醒了辽宁社科院关亚新。
关亚新说：“我认识一个人，叫梁玉多，他十多年前采访过胡万林。”
“他在哪里？”我问。
“黑龙江省社科院。”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１９９３年秋天采访了胡万林的梁玉多。
梁玉多介绍一些情况后，打开柜子，找出一盘录音带，递给我们：“先借你们用吧，”梁玉多又叮嘱一句，“不过，可要注意保管啊。”
这是一盒普通的磁带。也许用的次数过多，录制内容一次又一次粘粘起起，破坏了带盒上的贴纸，已看不出磁带品牌了。但我却看到我最关心的内容：“采访胡万林。”
回沈阳后，我把录音带插进磁盒，咔嚓一声按下播放键子，磁带缓缓转动。一阵丝啦啦的响声过后，胡万林的声音穿越时间，跨越世纪，从１１年前来到我面前——
哦，问我岁数啊，老喽，我都７６岁啦。噢，你问当年日本人烧房子杀人的事啊（停顿一会儿，老人咳嗽一声）咳，那可是太惨啦，我不爱唠这段。哦，你要写文章啊，那我就说说吧。咳，不是我不说呀，一提起这事儿我身上就直突突，发麻。多少年了，我做下毛病啦。
那年，日本来我们屯收房照、地照，说是“给钱”，给个屁呀，什么也没给。后来干脆就撵中国人。不少人不爱走，又没地方去，就在王家庙住下了。谁曾想啊，人们前脚到王家庙，日本人后脚就撵去啦！哎呀呀，别提啦！２００多没来得及跑的老百姓啊，全让鬼子给挑死啦！
第二天，我跟卢泰山、王刚三个人去了。唉，那个惨啊，庙前庙后全是尸体啊！我们含着眼泪干了整整一天，才把尸体埋上了。
血流成河啊，别提多惨啦！
那些日子，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有时瞅哪都是红色，天是红色，地是红色，江水是红色，树也是红色。好长时间，我才恢复过来。不过，从此忌了红。红柿子，红辣椒，红山楂啊，凡是红色的我一口不动。一看见红色，我就闻到血腥味儿……
我？我也是死里逃生啊！
我当时住在东江沿，跑得快，捡条命啊。可是，唉，我的大儿子死啦。听说鬼子来了，我抱孩子跑肯定不行，眼见日本兵进屯子了，不赶趟啦！灵机一动，我想把儿子藏起来。四下瞅瞅，只有那口大缸稳妥些。我连忙把儿子扣在一口大缸里。走之前，我特意告诉孩子，鬼子来啦，千万别出声呀！鬼子听到声音，肯定会杀你的。我孩子说，走吧爹，我不出声。日本兵走后，我赶紧跑回来掀开大缸，立刻傻了，孩子早就闷死在缸里啦！
房子让鬼子烧了，我只好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