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手。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意识到，他就是前两天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他的汉语说得很好。一头黑发，显得很年轻。但走近了，我才发现他大概已有五六十岁了。
“是川口先生吗，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哪里，我等这一小会不算什么，竹下先生才真的是久等呢。从您说要来日本起，他就每天都盼望您能大驾光临。喏，都已经三天了，您要是再不来，他可能都要亲自到东京去找您了。”
川口开着一辆小小的马自达，在一条黑色的便道上沙沙沙地行驶着。路上没有什么车辆，但他的车速并不快。
“哦，老了，不敢开快车了，您可是尊贵的客人，要保证安全呀。”
川口可能从后视镜里看到我在后座上挪动了两下，赶紧向我解释了一下。
“哪里，您很年轻，我都看不出您的年龄。”
“哈，再看看，现在知道我有多大了吧？都老头子了。”
他突然伸手把一头乌亮的黑发取了下来，露出了里面闪光的秃顶。我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您的汉语说得很好，在哪里学的？”我换了个话题。
“当然是在中国啦，在满洲，哦，不，在大连，我是在大连出生的，在那里读的小学，战争结束后回的日本。”他轻轻地拍着方向盘说。
“我今天在会上还碰到一个日本的学者，他说他也是在大连出生的。”
汽车转了一个弯，在一个砌有围墙的院落前停了下来。川口按了按喇叭，门自动向两边打开了。院子似乎很大，到处都是很粗的树木。
“啊，是的，我们这个年龄的，在大连出生的人有很多，后来做什么的都有。除了像我这样替竹下先生打了一辈子杂的，还有作家和音乐家呢。好了，不说了，我们到了。”
车子在院子里沿着一条小路绕来绕去又开了几百米，在一幢亮着灯光的日本传统风格的大屋顶建筑前停了下来。川口下了车，帮我拉开车门，我赶紧说了声谢谢，把雨伞撑开。
“不用了，我这个也是防雨的。”
他指了指头上的假发，幽默地说。因为要把车停到车库里去，他让我先走。
我只好转身向那幢房屋走去。走近了我才注意到，在门厅外的走廊上，有一个穿着和服的老人正挺直腰身坐在轮椅上认真地看着我。他的白发也很稀疏，但却纹丝不乱地向后梳着，上唇那一抹同样颜色的短髭也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腿上，蒙了一块绿色的毯子。
“是张先生吗？我就是竹下省三。”
他的声音虽然有些低沉，但很浑厚，一点不像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我赶紧低下头，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冰凉的雨水顺着雨伞的伞骨滴到了我的额头上。我感到他的手微微有些发烫。
“竹下先生，是的，是我。对不起，让您老人家久等了。”
不知为什么，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忽然有些紧张，本已想好的称呼也一下子闷在了肚子里。这也许和我在来之前没想到竹下先生会是这个样子有关。
“没有，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让你这么远赶过来。请进来坐吧。”
他微笑了一下，用手把轮椅缓缓调了个头。看得出，为了调这个头，他花了不少力气，所以，转好后，他稍稍地喘了一口气。尽管对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身体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可他如此虚弱，还是让我有些惊讶。我很想伸手帮他推一下轮椅，但又怕不合适，就轻轻地跟在他后面沿着走廊向屋门走去。
客厅的陈设更是让我吃了一惊，即使不是在日本，我想我一样还会有这种感觉。里面宛如一个中国旧式的厅堂，家具都是原色的紫檀木质地的，茶几、坐椅、花架、条几等等，大都是明式的，一律雕刻精美，陈列有序；甚至，还在正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的墨竹图，两边还有木制的楹联，长长的条几上摆放着喻示“平静”的一只鼓肚的花瓶和一面红木框的小方镜。这样的布置，即使在中国，似乎也只有在一些用于展览的古老的园林里才有。而今天却出其不意地在这样一个地方看到这些惟妙惟肖的东西，我难免有些困惑。
“这些是我托朋友从中国购置的，都是江南的旧物。”也许是看出了我的惊讶，竹下指着一个做工细致的圆桌对我说。这张桌子的踏脚是冰裂纹的木格，像是清代的旧物。桌子上已经很整齐地摆放了一些杯盘。他示意我在一边的茶几边坐下。这时，川口也走了进来。竹下用日语和他说了几句话。川口将假发取下，顺手挂在了椅背上。然后给我们斟上了两杯茶。我喝了一口，居然是龙井的味道。
“张先生，竹下先生说您长得很像您祖父年轻的时候。”
“是吗？”我看了一眼竹下先生，他向我点了点头。
我曾看过竹下先生寄给我的祖父三十年代初在东京帝大留学时的照片，照片上，祖父穿着一件深色的日本和服，显得眉清目秀，文质彬彬；而我，怎么说呢，我尽管也算相貌堂堂，可却远没有祖父那种沉静的气质。倒是照片上坐在祖父一旁同样装束的竹下先生，变化虽大，却还是原来的模样。六十多年的岁月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什么。甚至连他的神情也还和过去一样，严肃，镇静，目光清澈。我想，如果祖父能活到今天，大概也会像竹下一样，一如那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上的情景，保持着年轻时的精神和气质。但这些都只是推测，祖父早在1942年就因病去世，而那时，我的父亲还没有出生。至于我自己，更是无从谈起。所以现在我对祖父的所有认识，都只是一些可怜的想像。
川口对我说了声抱歉，离开了客厅，但很快，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外面端来了一大堆杯盘碗碟，把桌子摆得满满的，然后招呼我们用餐。竹下先生也抬手向我示意了一下，慢慢转动轮椅坐在了桌子前。
我本以为这些杯盘碗碟里盛的又是各种各样的寿司，但仔细一看，却都是中国的家常菜肴。我的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几天在日本吃寿司已经把我吃怕了，淡而无味不说，还什么都要放酱油，实在有些吃不消。
“来，尝尝我的手艺。这可是地道的中国菜，淮扬菜。”
川口又拿出一瓶温好的清酒，给我和竹下先生每人倒了一杯。竹下先生首先端起酒杯，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我也赶紧端起酒杯，向他表示了谢意。然后和川口一起喝掉了这杯酒。
这顿饭吃得并不好，川口炒的每一个菜颜色都很好，味道却完全两样，或者说，和寿司的味道没什么两样。但为了不使川口难堪，我每个菜都吃了不少。倒是热过的清酒很好喝，再加上川口一边滔滔不绝地谈他幼时在中国的经历，一边殷勤地劝酒，我忍不住多喝了几杯。不，确切点说，是我有些贪杯了，我喝了很多。
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竹下先生开始带着微笑看我，我这才想起竹下先生除了开始喝了一杯酒外，几乎没有动筷子，更没有说什么话。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放下了酒杯。
饭后，川口给我们泡了一杯茶，就去清洗餐具了。客厅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少了活络的川口，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可以听见淅沥的风雨声正在敲打着房檐，我有些局促。竹下先生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建议我和他一起到书房去坐一坐。
“那里还有一些你祖父过去的照片，也许你愿意看看。”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即同意了。其实，我此行最大目的，也就是为了多了解些我祖父的资料；而且，能借这个机会与我祖父当年留日的好友竹下先生谈谈我祖父，更是弥足珍贵。竹下先生自从一年前和我设法联系上后，就一直催我来日本和他见面，我想其中也有这个原因。不过，虽然我们心情一样，但想法或许并不一定相同，他是想见见老朋友的后代，寄托一下自己的情感，而我却想通过他打听一下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祖父的情况，来搞清楚一些疑问，两者似乎有点背道而驰。
我本以为书房就在室内，不料，当竹下先生推动轮椅向门外走去，我才知道，书房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赶紧打开雨伞，想为他挡雨，可竹下先生却挥了挥手。我只得合上雨伞。原来是我多虑了，门外的一侧有一条弯曲的长廊。在昏暗的夜色下，我跟着他向前走去。
长廊很长，路边有一丛丛的苍劲的竹子，广叶的芭蕉，还有其它我叫不上名字的树木，假山和小亭；在一堵蜿蜒的粉墙上，我还看到了各种形状的漏窗，因为刚才已看见竹下先生对于中国明式家具的喜爱，所以，我对此已经不再惊讶，我只是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我好像是走在中国的一座古老的园林里，但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座园林。
又转过一座白色的石头堆砌而成的假山后，出现了一个池塘，在池塘后面，有一个临水的中式小轩，屋门敞开着，里面亮着柔和的灯光。竹下先生直接把轮椅推到一张堆满书籍的几案前，把放在上面的那盏亮着的台灯挪了挪，让我坐在了他对面的一个鼓形圆凳上，然后，拿出一个厚厚的相册来，递给了我。
“这里还有你祖父张佩琨先生的很多照片，不过，大多都是与同学或朋友的合影。”
我把影集打开，借着台灯晕黄的光线慢慢翻动了起来。正如竹下先生所言，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我祖父在日本留学时与同学们的合影，当然，主要是与竹下先生的合影；不过，也有一些单身照。大概那时的人们有向朋友赠送照片的习惯，祖父也送了竹下几张自己的单身照，其中一张看样子是在他学成回国后照的。发黄的画面上，祖父留着分头，穿着一件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站在一个沿街的石库门房子前，身后是一块写着“张佩琨博士西医诊所”的牌子。我问竹下先生这是什么地方，竹下先生探过头来看了看，说是在上海。
“对了，照片后面有你祖父的字迹，你可以看一看。”他指着照片说。
我把照片抽出来，看了一下背面，上面果然有一行小字，是1935年春天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照的。祖父在日本学医，回国后为了便于谋生，在当时日本侨民聚居的虹口行医，应该是个正常的选择。但在此之前，我还以为祖父一直在扬州行医。对于祖父的历史，不只是我，就是我父亲，也都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这也许得怪我的祖母，她和我祖父一样，都死得太早，她比我的祖父晚死一年。我的父亲实际上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养大的。他们死的时候都还没到三十岁，可以说正当华年，而且，据说他们都是事先没有什么大的原因就死了。所以这常常成为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自从我知道了我们家的这段历史后，我就开始担心哪一天我父亲会突然死亡，当然，更担心我自己会突然一命呜呼。我原来以为，这种担心会在我三十岁后消失，谁知过了三十岁后愈加强烈。我怀疑早夭的阴影作为一个家族遗传的基因已无法摆脱，我害怕它会像电脑病毒一样在哪天出其不意地发作，让我像电脑一样忽然死机而再也无法重起。见到竹下先生后，我暗自萌生了一个念头，我希望能从竹下先生这里了解我祖父的一些情况，以使我能解开心理上的这个阴影。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