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很疯很疯的了，恐怕在剧团谋得的小职务也会被撤下来吧。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反复思考了。吃完饭之后，女伴神秘兮兮地把夕拉进她的房间，一本正经地质问：“你和那个小白脸子那个了吗？”
夕说：“什么小白脸子？什么那个那个啊？”
女伴说：“你别装蒜了。外面已经传得风言风语了！我今天去单位上班，听他们讲，单位头头正在合计着怎么处理你呢？”
“处理我？”
“昨天晚上，你和那个小白脸子不是在剧院招待所里……”
“鬼话连篇。”
女伴还在死缠烂打，企图从夕的嘴巴里得知昨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细枝末节的，夕越是不肯讲，她的兴趣就越大，她甚至把夕死死地按在床上，气焰嚣张地说：“你要是不肯讲，今天就别想起来了。”
夕说：“没什么好讲的了。”
女伴说：“连我你还信不过吗？我不会像个八婆一样四处乱讲的。”
夕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
女伴说：“反正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了。孤男寡女的，在一个屋子里能有什么好事？”
摩托车的突突声就是这时候从远处传来的，越来越大，最后终于消失在窗外，夕和女伴都爬过床，探着身子，趴在窗户上，她们俩看见一个很高的男人把摩托车停在了门口，脑袋上戴着一个蓝色的头盔，摘下来后，是一张黑黝黝的面孔，额上绷着一块纱布。夕不由自主地“哦”了一声。“他怎么会找到这来？”
女伴还不太熟悉张建国，她说：“这人是谁啊？挺好看的。”
夕很陌生地看了一眼女伴：“张建国。他肯定是来找我的。”
并非只是张建国自己，还有夕的父亲，当他和张建国一起站在夕面前时，夕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父亲在别人家的客厅里，尽管装出从容镇定的神态，可是他哀伤的眼神还是泄露了一切。他一定是太伤心了。
女伴家的老式座钟哐当哐当地敲了六下后，伏在钟下睡觉的黑猫叫了一声蹿出来，嚓嚓嚓地顺着微敞的门缝一溜烟地跑出去，一直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夕追到了门边，声嘶力竭地唤，它也不肯回。
父亲说：“回家吧。”
夕低眉顺眼，此刻倒像个乖巧女子。她一声不吭地穿好了衣服，是女伴的衣服，小且紧身的碎花棉袄，东北小媳妇常穿的那种，天性里有喜庆的味道，又加了一条白狐尾巴般的毛茸茸的围巾，不卑不亢面无表情地向外走去，夜幕笔直地低垂在门前，漆漆无光，远一点的地方才有斑驳的光亮，若有若无的隐约。夕挺直身体，绝尘而去。
夕没有回头，父亲紧追了出来，并不叫喊她，只是尾随。步伐有些蹀躞。张建国走到门口的时候，夕的女伴扯住了他的袖子，飞快地说了一句话，张建国便站在了门口，金灿灿的暖色的光从门敞开的仄仄的空间里流出来，淌了一地，将张建国照得浑身通亮。他的目光被屋子里那个左奔右突的少女的阴影所牵引，游移不定。当她喜眉笑眼地站在他面前时，手上多了几件夕的衣服。张建国俯下脸去看，有被他抓烂的那件。他毕恭毕敬地说：“谢谢。”折身走向了他蓝色的雅马哈。站在门口的她怔怔地看着融进夜色里恍惚的人影，浮想联翩。
冬天眼看着就剩下尾巴了。
夕坚持婚礼在褐海唯一的一所教堂举办。除此之外，她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她像一个闺中怨妇一样深锁春光，整日倦容满面。偶尔出门，亦是神情委顿，她不再像一只麻雀四处乱飞，不再像知了一样聒噪不息。经常是安静得像水一样，散发着潮湿的味道。
张建国有时会来看夕，守在客厅角落的沙发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夕的父母说着话，看不出厌倦，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台小小的十四英寸电视机，心无旁骛。有时会带夕去褐海唯一的一家电影院，也或者是百货大楼。夕真的安静下来，像个平常女子，甘愿张建国牵自己的手。
春天就这样恍恍然来了。
瓦檐上积了一冬的雪开始融化，滴滴答答地落个不停。街面上的人忽然多了起来，在暖和的阳光下，不再袖着手，走来走去，一脸喜庆。一些女人把冬天的棉花摊开来，放在箩筐里晒着太阳，一冬的霉味就这样慢慢被驱逐掉了。
夕觉得自己像一只茧，囚禁束缚了三生五世，需要喘口气了。每天中午，她都撑起窗子，脸伏在双手里，向深不可测的天空望去。天越来越蓝了，她对许久未见的女伴说，透明的蓝，像玻璃一样，真怕有一天，谁敲碎了它，那样的话天就会坍塌。夕说着说着就惶恐起来，把自己从窗口移开，坐回床上，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天塌下来，谁会给我顶着呢？
女伴说：“你的天怎么会塌下来？一切都好端端的。你是活在蜜罐里，糖吃多了，腻了。”
夕说：“你来做我的伴娘吧。”
女伴在犹豫，脸色并不好看，她坐在夕的身边，目光却游移开，一改往日的热烈，稍显落寞。夕挽起她的胳膊，来回摇荡地央求，像个任性的孩子。
她说：“我要把你打扮得比我还漂亮。”
说这话时，夕和女伴都离开了剧团。
——夕是因为去年冬天那一夜的吵闹，剧团的女人都在背后指戳着她的放荡。而女伴则因为表演能力糟糕到无药可救在剧团里除了郁闷之外一无是处而主动申请调离了剧团——也许和夕的离开不无关系。女伴面无血色地出现在剧团门口的那个早晨，雪花在浊暗的天光下涌动，悲伤地旋转着落下。冰冷的视线里，从笔直的多灵大街的尽头卷起一阵风，她看见张建国背着一个黑色的方方正正的医药箱走来。她注意到医药箱上有刺目的红十字，像一个十字架，钉住了耶稣，触目惊心。许多年后，她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一名叫迟岛屿的大学生讲：“通向上帝的道路，是受苦道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道路……虔诚就意味着十字架，意味着悲哀，意味着肉体的受苦和死亡。”此刻，她还年轻，还在患得患失的憧憬中纠缠着自己，不能罢手。她把自己藏在剧院门口的一根宽大的廊柱后面，一直到脚步声消失，才敢把头探出来，悄悄的，像是窥视不能相见的情人，她努力地按捺住自己蓬蓬勃勃像春天草长莺飞一样的情欲，反复地告诫自己，这是罪恶。她怅然地看着苍白的大地上一串串消逝的脚印，若有所失。“终于还是走掉了。”她说。
“苏。”
一个男子低沉浑重的声音。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这是幻觉，怔了半晌，才回过身来，看到的是穿一身卡其布中山装的张建国，他踏踏实实地站在那儿，脸上的笑容在她眼里一点一点模糊起来。她收敛起来的委屈再也不能自已，势不可当地向张建国涌去。
她轻轻地抱了抱他，把一滴泪水流在他的身上。
这是上个冬天的事情了。
她想起这些，内心充满了甜蜜和不安。只是身边微笑着的夕，让她始终无法从容，一如从前。她感觉自己背上了十字架，疼，荆棘遍身，淌着血，却是格外一种幸福。
她忍不住问夕：“怎么办？”
夕说：“别插嘴！听我的！我要把你打扮得比我还漂亮！”
她说：“夕，我不敢参加你的婚礼。”
“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和你一起分享。因为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小姐妹！”夕深不可测地说。
“感情能切割，能两个人一起分享吗？”
她们俩谁也不再说话了，静默，一如窗外的褐海，春天正在抵达，杨树的枝条被过滤成青绿色，抽出叶片来，分秒之间都在舒展，哗啦哗啦的响声就是它们成长的欢呼。这个季节，窗外的世界仿佛水洗过一样，空灵清新。夕忍不住嗅嗅鼻子，没头没脑地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女伴说：“褐海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杨树，春天来了，就会满天飘，像棉花一样的絮。”
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各自在各自的春天里盘桓，且做着艰难的抉择。
婚礼是在教堂举办的。
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女伴随着夕姗姗来迟，她们去美容院做头发去了。张建国站在教堂门口，目光焦灼地向远处眺望。他终于看见了夕以及走在夕身边的女伴。她们手拉着手，像生长在一起的两个小姐妹，可张建国还敏锐地看到了罅隙。从两个人之间泻进来的天光灼伤了张建国的眼睛。夕花枝招展，穿着一件绿色的裙子，他知道那种衣服叫布拉吉。夕的女伴苏穿了一身简洁得体的婚纱，他禁不住皱起眉毛，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她们，想不通夕为什么如此打扮，做如是安排。他其实是极不自在的：首先，他极度讨厌教堂这种环境，在这里，他有一种无比强烈的厌世情绪。午后的光线无力颓唐，在逾越了褐海上空层层叠叠的各式各样的黑色屋顶之后，似乎随时有折断的可能，黑色的羽翼划过天空，暗无天日。在医院里，穿白大褂，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蹿来蹿去，对年轻的张建国来说已经熟悉，忽然要穿上洋气的燕尾服，脖子上系着领结有一种被囚禁般地束缚感，仿佛带上了脚镣。在他距离夕只有一百米那么远的时候，夕和女伴忽然停了下来。
夕很美。
在夕阳下穿绿意盎然的布拉吉的夕，更像是从田野上走来的害羞的新娘，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如梦如幻，唯一提醒张建国所面对的女人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的是夕身边的女伴，苏，她一袭白裙站在一侧，多少给人一点不伦不类的感觉，但她的身上却更多的凝结了尘世的灰，欲念像一张网编织着她的身体。
夕突然打了个弯，向一侧走去。
女伴则径直走过来，她告诉张建国夕要去一次厕所，让他在这里等一下。张建国有些抱怨。女伴说女人就是一种喜欢麻烦的动物。他们如此拉拉杂杂地说话，并肩站立，面朝着即将要降临的黄昏，各自揣着心事。鹅黄般的日头徐徐下降，身后教堂的钟敲响了四下后，夕的女伴说，上厕所？他们又相互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向前跑去。
——夕早就没了踪影。
——夕给自己的女伴苏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其实，苏，也许你比我更适合张建国。有些事情，特别是女人之间的心思，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你一直喜欢他。不是吗？”这是她们在距离张建国只有一百米的地方的谈话。
——一场无疾而终半途而废的婚礼。
若干年前的褐海，春天粉色透明的黄昏里，草长莺飞的城市边缘，笔直倾斜向远方的深灰色公路边，从绿颜色的蒿草中走出一点绿，一个逃跑的新娘。她的两颊渗透着汗水，模糊了盛开在那里的桃花。她心慌意乱又激动万分，向每一个过路的汽车招手。后来，一个卡车司机终于为她停了下来，是一个年轻开朗的小伙子，他一路上摇头晃脑，吹着响亮明快的口哨，向沉默不安心存警戒的夕谈天说地。想来，那个年代的司机似乎是一个让人羡慕不已的职业，他沾沾自喜于自己开车跑遍了整个东北，从大连到齐齐哈尔，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人他都见过。夕问他能把她送到蘅城吗。他不无遗憾地说，他只能把她送到澹川。夕又问澹川到蘅城多远。他说，不远，他有办法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