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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宏昌当时觉得挺好笑，如今不当村长了，却办起了比小岗村、比小溪河镇都大的大事来了！他简单地准备了几件衣服，揣上一千块钱，跟着他们就出门了。
严宏昌和三位县局领导赶到北京时，才知道分别赶去的还有省厅的四位领导，滁州市的三位领导，当天他们都下榻在离水利部不远的白云宾馆。
为了燃灯寺水库灌区的综合治理，省、市、县一下来了这么多领导，足见对这事的重视。严宏昌心里想，自己多年的这个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真的替皖东地区十几万农民感到高兴啊！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就一起赶往水利部。也许向部领导反映问题不需要上去这么多人，仅省、市两级水利部门就来了七位领导，凤阳县还来了两位副县长；也许认为严宏昌是农民，而朱士银也只是个副科级干部，两人掺和在一起不适合，总之，领导们要朱士银和严宏昌就在外面等着，没让进去。
严宏昌的自尊心多少有些受伤，他不明白：既然用不着自己直接反映问题，为什么又要把他从大老远的小岗村喊来京城呢？
可是，省、市、县三级领导进去也没反映成问题，刚进去，很快就出来了。说这事部里不接待。因为水利部每年只能解决有限的几个水库灌区的治理问题，头年才帮安徽肥东县解决了一个水库的项目，凤阳燃灯寺水库即便需要治理，至少也要等到四年之后，才有可能轮到这事。
严宏昌听了，更加郁闷。既然几分钟就可以了解到的情况，干嘛不通过电话事先问一问？一下跑来这么多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更浪费了国家的银子。
结果白跑了一趟，领导们便打算上街买点儿东西，就打道回府。何效平和孔少林两位副县长问严宏昌：“你是不是也马上回去？”
严宏昌想，好不容易来趟京城，就说：“我还准备看看朋友，暂不回去。”
朱士银因为女儿在北京上学，也说：“老严不急着回去，我也不忙，抽空去看看女儿。”
就这样，省、市、县三拨人马，各奔东西，只为严宏昌和朱士银预付了一天的房间费，别的一切全由二人自理。朱士银虽说是个水务局副局长的官儿，毕竟只是副科待遇，和严宏昌一样住不起白云宾馆这样的饭店，和严宏昌一商量，第二天，二人一块儿转移到了万寿路附近原国家农委大院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
严宏昌所以建议搬到这个大院来住，是因为《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就住在里面。这些年，张广友常代表万里去看望小岗人，现在自己来京了，是一定要去拜访张总编的。可是不巧，一连找了两次，张总编都不在家，严宏昌感到非常的遗憾。 朱士银主要分管水库与灌区工程，又是个想干点事的人，跑到北京，虽看了女儿，但水库之事毫无进展，他显然有点不甘心地对严宏昌说：“我们真的就这样白跑一趟？没有一点办法了？这样回去怎么交代？”
严宏昌说：“领导都不当一回事，我们又能怎么办？”
朱士银叹了一口气，说：“咱俩都是燃灯寺水库灌区的人，守着个大水库，年年缺水，年年收瘪稻，咱就不能替父老乡亲做点好事吗？”
严宏昌自从不干村长以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确实很少再去考虑“宏大”的话题。这次跟来，除做个“随从”，他来北京也只是想轻松一下。然而，此刻，他却冷不防被朱士银这句热心热肠子的话，硬硬地撞了一下，不由抬起头，认真地看了一眼朱士银。
“你倒是说话呀”，朱士银见严宏昌躺在床上望着他，不言语。
这时严宏昌翻身坐起来，又认真看了朱士银一眼。虽还是没有说话，却已经变得激动起来。他何尝不想为父老乡亲把这件实事做好呢！否则，每次人大、政协开会，他就不会提那些议案和提案了。他知道，这项治理工程少说也要两三千万，凤阳县、滁州市没这个财力，省厅需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他提了，也是白提，可一想到当了一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应该为父老乡亲“代表”一把，“政协”一回，管用不管用，那不是他考虑的，他就是要说，就是要喊，要叫！
朱士银忍不住失望地说：“那我们上街再逛一天，后天回去吧。”
严宏昌终于说话了。他忽然问朱士银：“你身上还有多少钱？”这时的严宏昌，已经感到有一股久违了的激情正在猛力地冲撞着自己；当年闹包干时的那种拼命的劲头，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我还有四五百块。”朱士银说。他不知道严宏昌怎么问起钱的事。
“那就试一试！”
“怎么试？”
严宏昌胸有成竹地说：“我身上也还有几百块，现在咱就开始省着用；明天再去水利部。”
朱士银说：“领导不都找过了，进去就被打发出来了，我们还要再去吗？”
严宏昌说：“他们去，是他们去；当时我们不是没进去么？成不成，这事是水利部在管，我们总得问个明白，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程序，闹清楚了，下一步才好进行。”
严宏昌分析得有些道理，朱士银还是有点犹豫。
第二天，一上班，二人就赶到了国家水利部。虽然顺利地进了水利部的大门，却被办公厅的同志拦住，他们有些奇隆：“你们安徽的一些领导昨天都来过了，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事不行。走吧，走吧！”
严宏昌说：“我找部长只说两分钟的话。”
“找部长？你要找部长？谁都可以随随便便找部长，那部长还能干工作吗？”办公厅的同志不耐烦地挥着手。“这不可能，走，走，走！”
严宏昌顺手从办公桌上取过一支笔，又拿起一张纸，很快写了一行字：“我来自安徽省小岗村，我叫严宏昌，请首长能耽误五分钟，给你汇报一点事情。”
他写好，又认真折叠了一下，递给那位同志，恳求道：“麻烦你，请你递给部长。”
对方将字条丢在桌上，看也不看地说：“这是不可以的。”
严宏昌见对方这样讲话，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招呼朱士银也找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态度诚恳地说道：“我只是想请你帮这一个忙，不会为难你的。如果首长愿意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实在不方便或不愿意，我们马上走人。”
对方看了看字条，寻思片刻，说：“我拿去试试。”说罢就从边门走进一个房间。
很快，那个同志就出来了，他的身后跟出了另外一个男人，严宏昌心想，这八成就是部长。
果然是部长！
部长笑容满面地朝严宏昌走过来，热情地问：“你就是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
严宏昌点头称是。
部长招呼严宏昌和朱士银进去坐。在部长办公室，严宏昌开门见山地把有关燃灯寺水库灌区的情况作了简单地汇报。
部长听完后，说：“部里确实年年都有这方面的指标，可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实在没有办法了。”
“明年呢？”严宏昌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问部长，“明年能不能考虑呢？”
部长笑了：“即便是明年安排，也要得到国家项目规划部门的批准呀！”
严宏昌一听，这事还有一线希望！他高兴地告别了部长，走出水利部，然后毫不心疼地拦了一辆出租车，他要立刻去找那个管审批立项的规划部门。正好这位司机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这样，二人接下来就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始，门卫连这座大楼的大门也不准他们进。严宏昌解释了一番，才让登记进去。二人进了大门，正准备上电梯，又被两个战士阻止，不允许他们上楼。
“你们找谁？”战士的态度很和蔼，却明显带有几分质疑。
严宏昌说：“找这里的领导。”
“具体找谁？”战士问，“我可以先帮你们联系。”
严宏昌说不出具体的名字，战士就不让他们上楼。怎么解释，怎么说明，都没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从电梯里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被严宏昌一口安徽凤阳的口音吸引，打量了一眼严宏昌，就走过来，不无意外地问道：“你是小岗村的严宏昌吗？”
“我是。”严宏昌说，他这才注意从电梯里走出来的这个人，有些眼熟。
来人问严宏昌：“你准备找谁？”
战士把话接过去，叫了一声“杜主任”。就在战士说明情况的时候，严宏昌陡然想起来了，这个“杜主任”，他曾经在杜老—一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家里见到过，那时，这位“杜主任”还十分认真地向他了解了小岗村的情况。他想不到杜主任的记性这么好，而且，这么巧，他碰到的这个人。就是国家发改委的杜鹰。
杜鹰把二人领到自己办公室，严宏昌于是把燃灯寺水库的情况作了一番汇报。杜鹰听得很认真，但最后也只能说：“到年底了，不行了。”
“明年呢？”严宏昌又盯住不放。
杜鹰说：“明年也得按程序报上来。主要还是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
严宏昌这下犯了愁：“到财政部要找哪一位领导才行呢？”
杜鹰问严宏昌，财政部认识谁？严宏昌回忆了一下，说：“我只认识一个叫程微的女同志，她去过小岗，我接待过。”
杜鹰一听，高兴地说：“那就行，我认识的人还不如程微当家，你们就找她。”
告别了杜鹰后，已临近中午，二人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点东西，这时严宏昌把他的“联络图”掏了出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这么多年了，凡是在小岗认识的，或是外出开会办事时结识的，只要是他认为今后会对小岗或自己有好处的官员、专家、学者和记者，他都会把他（她）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抄在这个本子上。他把这些视为自己的财富。
现在，严宏昌很容易就找到了程微的手机号码，并把电话打了过去。
当时程微正在医院吊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候了一番后，严宏昌就把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程微对小岗村，以及对小岗村周围农村的发展，也非常关心，不过她为难地说：“我们财政部的钱确实是多，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往下拨。你们的这个项目，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分管农业的副委员长批示才成。”
严宏昌一听，心中不觉一沉，只差没有喊出声。分明是越找麻烦越大了。不由搔了搔头皮。 朱士银更是暗下叹气。他跟着严宏昌一直没说话，也插不上话，只感到越找，官越大，想不到这事还得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一个小小的副科干部，平日去见县长、副县长还有些难，现在要找这么大个官，他是一点法儿、一点辙儿都没有。
他几乎是绝望地看着严宏昌。
离开医院，来到大街上，严宏昌又掏出了他的那个小本子，仔细地翻找着。
朱士银惊诧地问：“全国人大你也有认识的人？”
严宏昌没有理他，仔细地来回翻找。
突然，严宏昌惊喜地叫了一声，说：“找到了！柳随年去过小岗，我接待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