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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的特点，是能将人物情致活色生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即使意在颂扬姜诗这位孝子，也没有必要将孝子们的“孝”演得多么义正辞严，无奈的孝子，同样是孝子。“芦林”要演的就是这样的孝子。有这份无奈，正因那对媳妇无理的，是自己的母亲。
《跃鲤记》派生出另一个著名的折子戏“安安送米”，这是很多地方戏的保留剧目，它要揭示的是这个因孝生变的家庭中另外一面。安安是姜诗的幼子，目睹母亲遭难，他主动要求在学堂里吃饭，为的是每天能省下几合米，留给母亲。终于他能把自己平日里半饥半饱省下的一袋米给母亲送去，把庞氏三娘感动得不行。三娘一方面是丈夫行孝道时的牺牲，另一方面又尽享孝顺的儿子的亲情。所以简单地说《跃鲤记》写三娘受困于丈夫的孝道，并不能完整地理解这出戏。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多想一步，像安安而这样的孝子，等到他长大后娶妻生子，遇到母亲和妻子间发生冲撞不能两全时，恐怕也是要休妻的吧。
还有那个更为人们熟知的故事，那就是《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的境遇。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始于汉代的长诗《焦仲卿妻》，诗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成为古典文学里最具典型性的意象之一。由寡母拉扯长大的焦仲卿娶了刘兰芝为妻，夫妻恩爱，但是焦母不喜欢刘兰芝。这场婆媳之间的争执，最终的苦果必须由焦仲卿承担，他不得不将他心爱的妻子赶回娘家。在母亲和妻子不能相容的冲突中，焦仲卿不得不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人，对于他来说，似乎休妻是唯一的选择。奇怪的是中国古代这首屈一指的叙事长诗《焦仲卿妻》，到很迟才被改编成戏剧。
戏剧里的焦仲卿，有更多机会表达他和妻子之间的情感，在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演出本里，这对苦命鸳鸯分别时依依不舍，丈夫唱的是“焦仲卿出家门心痛难忍，叫一声贤德妻且听我云。你与我好夫妻情深似海，我今生决不再另娶他人。”妻子唱的是“你不娶我不嫁天地鉴定，有一节实令我忧虑在心。我兄长他生就顽劣成性，惟恐他要把那风波来生。”既然惟恐生变，两人就对天发誓，于是我们看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海誓山盟，我们见多听多了结婚时的誓言，在这里看到的竟是两个人因离婚而发誓“海枯石烂不变心”，由于刘兰芝手执休书，这落套的誓言听来格外有内涵。
不管有多少的无奈，休书总是焦仲卿自己写的，在这里，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连《跃鲤记》里男主人公姜诗对三娘的误会都不复存在。但这也是最真实的情景，它最深层的意思是说，一位母亲从十月怀胎到含辛茹苦抚育儿子全过程中积淀的情感，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责任，更有可能还包含着强烈的依恋和占有欲。无论如何，儿子的婚姻都是在母子间楔入了一个第三者。母亲既不能容忍媳妇对儿子的忽视与疏远，年轻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对母子情感的挑战与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消除婆媳之间天然存在的这种紧张关系。既然那么规矩的焦仲卿和那么贤惠的刘兰芝都做不到，一般人更不用想。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假如你和婆婆同时落水，而你的丈夫只能救一个人，那么他会救谁？如果你听到的回答是丈夫将会先救你而不是他的母亲，那么恭喜你，你嫁了一位擅长说谎的丈夫；如果他说的居然不是谎话，那么，我要加倍地恭喜你，因为你嫁的这位丈夫禽兽不如。在人类社会里，你多数场合只能嫁“人”，最不济也只是嫁了一个“坏”的人，嫁一个禽兽不如的男人，就像中彩一样稀罕。但我并不想以此威胁天下的女人，告诉她们婚后面对婆婆有多么困难，只是说连这样简单的是非题还到丈夫那里要回答的女人是可悲的。不过女人并不总是苦命，用老百姓的话说，“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人生就像投资，只要本钱在，只要有耐心，何愁没有翻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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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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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转轨的声波
陈卫星
一个时期以来，对改革的反思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在涉及有关改革进程的各种讨论中，一旦人们深入对问题的技术层面的探讨，总是不约而同地回到对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思考。邓炘炘教授的专著《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是一本专门反思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的力作。作者有较丰富的专业资历，以博士学位论文开始的这项研究源于多年来的亲身体验和深入思考。这本专著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广播体制的改革，其核心内容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广播行业内部的结构关系，二是探讨广播行业和外部社会的交易规则。
最近十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为传媒的社会化功能放大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延伸空间。但是，人们又总是感觉大众传媒的话语能量与深化改革的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落差。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沟通协调和舆情呈现的作用。而作者发现，大众传媒行业及其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没能占据优先位置。作为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重要行业，其自身的改革始终具有被动性，这是一个矛盾。这一问题显然抓住一个改革过程中的症结，即改革的权力能不能也成为改革的对象？有别于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热心于大众传媒的经济效能的无数文字，作者的研究显示出针对复杂问题的学术勇气，从传媒行业运作机制的历史形成和演变、脉络展开，徐徐呈现出研究的针对性和案例性：从体制环境到媒介特性，从传媒生态到身份转型，从法规框架到制度约束，从业务流程到学理追踪，作者从容推论，考证详实，这不仅和时下泛滥成灾的空疏学风拉开距离，更凸现出问题意识的把握力度，在理论方法和问题逻辑的综合能力上达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亮点是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把广播行业经济结构的历史与新闻宣传制度的政策分析相结合，从而透视出广播体制有别于一般性经济体制的改革难度。和其他传统媒介一样，广播行业本身体现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属性，并呈现出社会历史环境的演进所标注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惯性，正如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所指出：“中国广播业在本质上目前依然是一个依附在行政体制架构内的行业，而非真正开放的行业，还不是真正进入了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的产业。中国广播业的行政依附和附属关系及地位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换言之，广播业的行政式管控和运行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广播行业中的延伸和体现。”（《动力与困窘》第395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观念的透视，即制度塑造人们的思维，安排人们的记忆。制度本身决定组织性活动的行为逻辑，从而成为一种合法性机制。作者的历史回顾着眼于广播行业生成的结构关系，充分阐释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我们的大众传媒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作用。比如，从延安广播电台的体制原型到以北京为中心的体制放大，从经济改革所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引导的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适应社会传播体制管理改革的1983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的颁发和执行。
当然，制度本身既是现实行为的指导原则，又是以往历史经验的结晶，同时还预示着未来的选择。作者对问题的探讨注重通过追寻制度形成的历史轨迹来梳理中国广播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来源，并从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出发，试图找出与广播体制改革相关的结构性关系和历史性关系。特定制度状态往往都是集体行为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和资源分配和激励方式的制度安排有关。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是对应的，即增加大多数人的选择机会，扩大人们从事他们有理由认为是有价值的一切活动的实际自由的过程。就大众传媒自身来说，社会主体的身份认同和信息资源的赢利性质要求形成舆论市场，并在改革进程中起到建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走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只有充分地对大众传媒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进行阐释，才能够明白政治需求的传播政策定位。当政治架构在安排“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时候，经济过程亦要回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而这始终是一个制度安排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例关系问题。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国家通过政策和政治作用影响传媒效益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通过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行动影响资源的分配，影响经济作用的成本和利润分配。那么，反过来传媒市场和经济力量又影响着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也影响权力和利益在各方面如何分配。双向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效率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产权的所有制、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关系、经济主体的投资状态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而一种形式的制度变迁要花费多少成本才为社会所接受则取决于既得现实社会的权力结构。正如两位研究媒体政策的外国学者简·冯·库伦伯格和丹尼斯·麦奎尔所指出：“在当今社会，人们至少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进入传播工具的差异或是从传播中获取益处的多寡（信息、联系和渠道）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页）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表现（representation）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对生产关系的引导是从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的递进过程，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针对信息传播与社会管理的关系，作者表现出了忧虑：“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如果整个社会的新闻和信息流传，至今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