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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书库的窗户就汲收了这些光、色和馥郁。多种刊本静静地躺在书架上，仿佛与时光同醉。投在书籍上的阳光慢慢收缩，由面而块，由块而线，由线而逝”（伍立杨《墨汁写因缘·藏书的气氛》）。这里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古雅深邃、静逸无边的书香氛围，有点艺术幻梦，有点书斋情调。在这种传统的阅读情怀中，岁月也显得格外多情，既不太慢，又不太急，既细心又冷静。安闲的阅读与写作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静观的喜悦。不管这些爱读书的人外表看似如何枯寂，生活如何单调，但当他们拿起笔墨却正是一种倾诉，一种自由地言说，展现内心丰富而精微的感受。“静观”才更能读懂“岁月”的真正品性。
而在另外的文字，另外的阅读方式中，生活似乎面目全非。手持着遥控器，打开影碟机，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故事开始PLAY了，这是DV时代的繁荣与狂欢。他们“盼望真正能够打破这种平淡与宁静，他们与他们所选择的艺术方式需要从真挚与袒露中吸纳力量，他们不需要混乱，但需要波澜，想获得一种摇荡得动人心魄的生活”（臧杰《艺术功课·灰暗的节日》）。这里开放着“有毒的花朵”，进行着“时尚谋杀”，年轻人过着“局促世界里的浪荡生活”（引号内为《艺术功课》中篇名），“日趋感到自己生存在角落里”的作者在阅读与观影生活中不断理解着现实，同时也对生活郑重提问：“这些究竟怎样影响了你，它究竟给过你怎样的感动”？“我们对待自己的生存责任何在？对待社会的责任又何在”？一个人生存状态的职业化，紧接而来的是生活细节的职业化，再下来，或许连自己的心灵感悟也职业化了。“难道仅仅是通过自己微末的职业，在参与社会？我们在世的负担，为何越来越游离于外围的生存，疏离于他者，越来越个人化了？”（臧杰《艺术功课》序）
读书不为闲情偶寄。阅读兴味与社会责任感不可偏废。写作源于一种倾诉，我们面临的并不是缺乏文字的时代，而是一个文字日趋泛滥的时代，当数量和技巧压倒一切的时候，写作就沦丧了，阅读也失去了意义。这样的问题，值得每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认真思考。
不过阅读者的位置从未空缺过，总有这些爱书的人在岁月中保持阅读的姿态。时光如同飞箭，却是多情的留恋之矢，在逝若忘川的岁月中使我们保留了岁月的痕迹和青春的梦想。在这种由阅读而双倍的生活当中，青春如同一颗子弹，再一次击中胸膛。
这些杂览主义的读书人，他们的知识结构不同，性格情趣不同，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不求甚解，只求一时得之”的读书生活，更像是一些趣味的碎屑，一些散漫的功课。他们只是为了爱读书而读书，不慌不忙地读，非专业地读。他们的判断标准有时带着很大的同情，有时又非常严厉。有时安闲沉默得如同一个不起眼的墨点，有时则语词尖锐，内心躁动不安。这些冲突与转圜为每一个再次阅读的阅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每一个阅读者同时也是作者，而作者本身也是阅读者，他们的笔墨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阅读轨迹，他们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样的阅读感受？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情故事？生活受到了阅读怎样的影响？这一个个人生的断面，为我们拼贴出了一个真实的阅读者形象。
他们与我们何其地相似，仿佛是素未谋面的老朋友，最熟悉的陌生人。钟情于阅读的人大凡都有些经验和眼力，懂得辨识真诚与不真诚的距离，辨别作者是否在用技术来弥补自己的不真诚。写作不为幽花自赏，写作者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生活在坐拥书城的氛围里。阅读真正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能给你一点点亮光，一点点温暖，在一个风雨交加、故人不来的夜晚。这份失落已久的从容愉悦、安详宁静，可以使我们心平气和地读书、写作、沉思、看朝阳、望明月、独自徘徊，凝视白云舒展。
这种快乐属于过去，也许将属于未来，那么现在呢？
我很喜欢伍尔夫在《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中所说的：
在最后审判日来临，那些征服者、
大法官、政治家都来接受他们的奖
赏——他们的冠冕、他们的桂冠、他们
的雕刻在大理石上的永垂不朽的名
字，这时当万能的上帝看见我们胳肢
窝里夹着我们心爱的书本走过来了，
他转过身，不无嫉妒地对圣彼得说：
“看，这些人不用奖赏，我们在这里没
有什么东西好给他们。他们爱好读
书”。
在我国文字中有着同样的表述，“墨汁因缘，艰于荣名利禄”（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序），可知墨团团里自有宽广天地啊。
（六朝松艺文笔丛（共8册）：《留恋之矢》薛原著；《艺术功课》臧杰著；《墨汁写因缘》伍立杨著；《与时光同醉》罗文华著；《艺术不艺术》宋丈京著；《双倍的生活》逢金一著；《青春的子弹》张渝著；《人缘与书缘》董宁文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152．00元）
生命之树常青
■ 王春瑜
《虎坊桥随笔》
肖黎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其散文集取名《虎坊桥随笔》，我当然明白，他在虎坊桥畔的《光明日报》社已工作了二十多年，在这里编报纸，做学问，写文章，现在将散文集结，想起虎坊桥，可谓水到渠成，宜也。不过，由虎坊桥，使我联想起虎的种种成语来。其中我以为最耐人寻味的是“虎头蛇尾”。然而，这句成语与肖黎兄是毫不沾边的，这也正是他的难能可贵处。
就以友谊而论。古往今来，有的人未阔脸就变，有的人一阔脸更变，多了！我第一次见肖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当编辑，约我去看文章校样，感到他诚恳、认真。后来他当了史学组组长、理论部负责人，在史学界影响日大，我则始终是个普通学者，而老肖与我的友谊却“与时俱进”，看了我写的《我的史学观》，述及“文革”中当“另类”的遭遇，他竟难过得掉下眼泪。他是研究《史记》的专家，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有精品。但他一直坚持文史结合，写评论、随笔、散文，二十多年来，不管多忙，从未间断。读了他的这本散文集，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老肖也已年过花甲，但笔下依然虎虎生气。愿其虎气长存！
《文化屐痕》
人生至老苦怀旧，而我大概是特没出息，中年时就已写了好几篇怀儿时、怀同窗、怀老师的文章，以至我儿子看了不以为然，说我还没老，就这样怀旧？其实，特别怀旧，并一而再再而三形诸笔端者，我看至少也是重感情、重友谊的人。何镇邦教授正是这样的人。
镇邦是我的复旦同窗，虽然我读的是历史，他读的是中文。本来文史难分家，何况一度我们同住一幢楼，彼此面孔是熟悉的。他比我低一届，后因贵体不振，休学静养一年，跟时下名气不小的杂文家陈四益同班了。复旦中文系虽名人辈出，镇邦作为文学评论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已名声鹊起，后又当了数年“鲁迅文学院”的掌门人，毕淑敏、莫言、刘震云、迟子建等皆其弟子，真是桃李满天下，走到哪儿都能在文学界呼风唤雨的。当然，复旦中文系也有特殊名人，我有次跟镇邦说“令师妹卫慧”，他不禁呵呵大笑。镇邦访问美国，作学术报告时，有记者专门提问卫慧及其作品，他很客观地做了回答，但却不敢以大师兄自居，似乎不够仗义。不过，镇邦对我辈朋友，是绝对仗义的，如有捞点儿外快的机会，肯定忘不了咱们几个“基干民兵”，柳萌兄就跟我说过：“镇邦仗义，对朋友没的说！”文如其人，我读他的散文，更偏爱他的怀旧、写友人的作品。他是性情中人，而且不管遇到多大困难，谈笑风生依旧。这容易吗？俗语说，“快成精了！”
《天钥又一年》
最近与张克非先生一起，专程去上海，分别探望王元化、何满子、贾植芳三位老先生。三位的道德、文章，皆名重当地，元化先生更是学贯中西，一代鸿儒。快两年没有见到满子先生了。上一次是他偕夫人去天津小住，由《今晚报》杂文版的掌门人张金丰陪同来京，去探望何老夫人的老同学。杂文家朱铁志闻讯，约我、牧惠等聚餐，为何老洗尘。入席后，何老笑嘻嘻地说：“这次我是公主陪小姐，出来玩玩的。”举座哄堂大笑，需知何老已年过八十，比当年他的大同乡刚庆祝过七十九岁大寿的“九斤老太”还要大近三岁呐。睿智生幽默。好几年前，好像是牧惠告我，何老在连云港花果山附近的宾馆里度假，一个星期，居然连写了十八篇文章讨伐某老，而且后来都发表了。虽然，愚蠢如我，窃以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何不掉转枪口，对准“皇天胡不仁”？但我惊异何老的写作速度，若非真正文思泉涌，“一日万言倚马可待”，绝对做不到。这次在沪，我当面向他核实此事，他证明传言非虚。就此读者就能明白，为什么他的杂文成果那样丰硕，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尤为小说史的研究，也成就骄人了。
《冷石斋沉思录》
吴江同志是位理论家，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工作。我知其大名，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正负笈复旦大学历史系，那时在书店里就看到他的理论著作，我一是口袋里没钱，二是缺乏哲学头脑，故并不知他的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但是，在报刊杂志上，常读到他的文章，留下说理透彻、文字洗炼的印象。
这些年来，吴江同志不仅继续致力于理论的思考和研究，同时还写了不少文史随笔，熔思想、文化于一炉，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写随笔者刮目相看。自1994年至今，他一共出版了九本书，以其八十多岁的高龄，做到这一点已不太易了；何况这个时期他在重新研究马克思学说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科学精神，更非昔日可比。特别要提一下，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他那篇拜谒耀邦墓后写的散文，感慨自有声势，而又不失深沉婉约，我看就有资格选人《今文观止》。我正考虑尝试编这样一本书，不知能如愿否？
吴江同志平易近人，为人宽厚；至今仍耳聪目明，步履轻快，著书不辍。这就是“仁者寿”！
《庙门灯火时》
大前年春天，我在拙著《老牛堂札记》的“后记”中说：我自1977年春天以来，写了不少读史札记，大约已近百万字。其中的很大部分，是以杂文面貌出现的。这些文章分散在海内外的报刊上，以及我已出版的十几本书中。近年来，我很想将这些读史札记“化零为整”，专出一部大书，恰好广东人民出版社来电为“手记、札记”丛书约稿，于是一拍即合。但限于篇幅，只能编选一部分。好在还有若干我自认为值得看看的文章，打算有机会时再编人某个丛书中，“请看下回分解”吧——岁月匆匆，两年多过去了！我舞文弄墨，写书编书，直到近日，才腾出手来，编出这本《庙门灯火时》，塞进《常青藤文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