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改改划划，涂得很乱。２００３年在温州，几月作《去不回门》，算是定稿了，让我打字。打好字送去，不料他又修改，只得重新打字。回到北京，发表出来，又不一样。
他的文面并不清洁。
他的最大苦恼是读者“看不懂”，读者面太窄。这和汪曾祺反差极大。他把这事一直难受地搁在心里。他寄给我《随缘随笔》一书，叫我把不懂之处划出来，再寄给他。汪曾祺、刘心武劝他“不管”。刘庆西说“没有不懂的问题”。谢冕在温州，我以这“看不懂”请教过他，他说是“语言跳跃太快”，这是林斤澜的特色，不可迁就读者。林斤澜当然没有迁就，而要把特色推向极致。近年的小说更加诡奥，甚至散文都天书一般，如《送唐》。但他对我说，还是羡慕汪曾祺，有那么多的读者。
２００５年，他把没有收进《林斤澜文集》、而已经发表的小说复印一份寄我。是以防万一吗？
林斤澜对于一般事，相当随便随和。艺术不然，对己对人，非常苛刻。刘心武说：“记得１９７９年，我那时因为发表了《班主任》，正所谓‘红得发紫’，林大哥为我能进入文坛由衷地高兴。一次在他家招待他５０年代的文友，把我也请去了。事后林大哥对我说，《班主任》‘思想大于形象’，他让我好好琢磨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梅里美的《伊尔的神话》……１９８０年我发表了《如意》，很得意地问他：‘怎么样，有进步了吗？’他直率地告诉我还不到位，直到１９８１年我发表了《立体交叉桥》后，他才对我说：‘这下算是小说了。’鼓励我在摸到门径里继续前行。”
邓友梅说自己发表了《在悬崖上》，得意时候，林斤澜要他注意语言的锤炼。他说后来如《烟壶》、《那五》讲究语言，这要归功于林斤澜的提醒。
林斤澜说起另一位朋友从维熙。认为从维熙应当精益求精，应当写得更好。他曾经向从维熙提出不少意见，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写的是秋天的事，而秋天红玉兰是不开花的。又如一个小说中主人公把马拴在茶叶树上，而茶叶树是低矮的灌木，马是拴不住的。又如地下党人跳下三轮车急走，三轮车主喊：“顾客，你还没给钱呐！”林斤澜认为称呼“顾客”不当。
但，从维熙说，这是小事，没关系。
林斤澜当年单位里有个作家，李方立，人高身壮，满满一沙发。他几无作品，因此无任何把柄授人，运动来了他只整别人，别人无法整他。他有个著名的观点——“文字和标点是编辑的事”，林斤澜对这样的说法很是反感。
林斤澜对我说：“托尔斯泰读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八个》，对高尔基说，小说中观察女佣的角度不对。高尔基叹服。托尔斯泰另一次和高尔基谈天，问高尔基最奇异的梦是什么，高尔基说：‘雪地里，一双靴子在行走。’托尔斯泰以为虚构，不真实。高尔基又叹服。托尔斯泰说自己的一个梦，‘我坐在一个洞中，只见四面石头挤压过来，挤压过来，脱身一看，原来是女人的阴户。’”
有一次，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上发的三篇，都是林斤澜朋友的文章。林斤澜看了，指着说，这一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可以不写，这一篇大可不必写得那么长。
温州有一位书法家，也是县级干部，对林斤澜非常尊敬。彼此友好。书法家偶尔也写些散文，２００４年结集起来，自费出版，请林斤澜为他作序。林斤澜耐心把它读完，觉得写法上不敢恭维。他自己写了一篇回忆故乡的散文，对书法家的文章没说一句好话，算是“代序”。
一位教育家，自费出版散文集子，多次临门索序，情真真意切切。林斤澜通读一遍，以为无个性。说：
“我没法写序。”
教育家说：
“不写序那就题词也可以。”
林斤澜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给他：
你在哪里
沈从文先生读一篇文章，写的是春回大地，阳光明丽，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万紫千红，花街柳巷，小桥流水……沈从文先生问道：你呢？你在哪里？你的春天呢？你的感觉？你的个性？
林斤澜
０４．５
后来我见到书，教育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用上去。这是自然的事。
林斤澜对写作环境却并不挑剔。
有人写作时，须沏清茶一杯，以驱脑浊。或点上一支烟，烟雾不笼罩，似乎灵感便出不来。光未然说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作曲时，手边要有糖果，口中咂咂，手上顺当。有的人只能在自家书房里写，关起门来，容不得半点声音，一丝干扰。据说某作家脾气不好，夫人叫饭，他居然大骂“文盲”。林斤澜比较随便。他没有必茶必烟的习惯，他认为写作时吸烟不方便，又点烟又磕烟灰，弄不好烫着手指，烧破稿纸。
１９７８年，大热天，林斤澜穿大裤衩，垫小板凳，盘腿地上，铺纸椅上，作中篇小说《竹》。刘心武过来为《十月》约稿。林斤澜解释说，女儿在迎接高考，家里只有一张桌子。
林斤澜说，他在写作时，孙子经常在身后逡巡，不时拿机关枪“咔咔咔咔”扫他。他摸了一下孙子狗蛋的头，继续写作。
林斤澜的阅读，广泛而深入。他太熟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有别具匠心的心得。他的文论《论武松没有绰号》，一般的作家和学者是写不出来的。他对鲁迅和梅里美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契诃夫和卡夫卡。文坛上话题性的作品，他都要找来读。比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读了一部分，林斤澜说：“真是天书。”放下来了。他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说很是欣赏其中的两篇。当年闹《废都》，林斤澜全书读了。他有自己个人的感想。近来余华《兄弟》褒少贬多，林斤澜说：“我要好好看看。”
与他比较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林斤澜几乎一篇不落地读。他还十分关注青年作家的作品。汪曾祺说在他那一拨作家中，林斤澜读青年作家的作品最多。在温州，他对《钟山》贾梦玮说，叶兆言近来出版了几本书，你跟他说一声，寄我读读。又说，你能否拿到江苏女作家叶弥的书？听说她的小说不错？
叶兆言和叶弥的书都寄来了。林斤澜把它们读完，对我说，叶兆言的是散文书评，有别致处；叶弥有些小说确实不错。
家乡青年作者的文章，他基本都读。１９９４年，我写过两篇散文《乡吃》、《双溪》，林斤澜读了，以为好。后来汪曾祺和邵燕祥也读了，邵燕祥推荐出去，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双溪》。后来两篇都选入汪曾祺林斤澜主编的《国风文丛》。林斤澜说：“你这两个东西，我看了多次。”２００５年在北京，他又对我说：“前几天我又看了你那两篇散文。《乡吃》这样写吃，今后可能站得住；《双溪》写船上的事，前有沈从文的《丈夫》，今后能否站得住，就难说了。”
林斤澜的阅读，有的为了借鉴，有的为了了解，有的为了关心。
同至交汪曾祺不同，林斤澜关心政治。在这方面，他和鲁迅相似。他说：“一个作家，祖国观念、人民观念总是要的。”
邓友梅回忆说：“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
在各个时期的运动或事件中，林斤澜的脚腿站得很稳、站得很好。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总能表现出一个人民作家的正确立场。他曾冒过一次险。汪曾祺说：“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就体现着他正确的“祖国观念”和“人民观念”。他非常清醒。
《十年十癔》是林斤澜的重要著作，可谓篇篇关连政治，那是极其深刻的短章，是难得的警世小说。如其中的《黄瑶》、《白儿》、《哆嗦》。
唯美诚可贵，然而食人间烟火，敲击人类灵魂，推动社会前行的作家，更当可贵。
林斤澜尊重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这是一种风格。”“这是一条路。”他往往这么说。他自己写道：“……拿来主义好不好？好。翻箱底思想好不好？好。尖锐，厚道。清淡，浓重。热情奔放，冷静含蓄。大刀阔斧，小家碧玉。变幻莫测，一条道走到黑……都好都好，都不容易……”——可是孰高孰低，要看作品的境界了。看到朋友高境界的作品，他就欣喜，倘若境界高、艺术上又独辟蹊径，他更是欣喜。他没有犯文人相轻的通病，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做人品质。
林斤澜非常尊重青年，和许多青年作家保持良好的友谊。青年作家和他相与尊重，毫无隔膜，什么话都说，什么问题都探讨。因此，林斤澜能够说一些流行的文学术语，如“误区”“思维定势”等等。到今天，林斤澜在艺术上仍然锐勇，老而不朽，我以为他同青年作家的亲密无间有关。
他的思想是先进的。
在北京同事中，林斤澜区别于浩然、刘绍棠，他头脑清醒。例如，当我谈到６０年代初他发表的《新生》——那是老舍特别著文加以赞赏的，林斤澜说：
“写的是好人好事。”
北京讨论“京味儿文学”。林斤澜说，刘绍棠曾提倡“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无疑是乡土文学之一种；但是孙犁先生多年前在为刘绍棠书作序时就指出过：“乡土文学”讲不通。多数文学作品都会涉及一些乡土风情，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是“乡土文学”。比如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里，虽然人物和环境是绍兴的，但是鲁迅的小说观却并非是乡土的。他塑造人物，最终做到解剖“国民性”。沈从文的小说虽然有浓厚的湘西色彩，但是他的美学追求并非是“湘西乡土文学”，而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湘西的风俗和人物只是其文学的表象而已。因此文学不应把“乡土化”作为追求本身，而应当追求超越乡土，到达纯精神的高度。居住过北京的许多现代作家都在文章中赞美过北京的韵味——蓝天、黄叶、叫卖声，从容、悠闲的情调，但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却没有。对他的故乡和旅居过的地方，从未表达过沉醉之情，却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