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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治强调法的崇高地位，领袖也好，权力也好，都必须依从于法。哈林顿有一句名言：“在专制国家，国王就是法律；在民主国家，法律就是国王。”号称为“自由使者”的潘恩先生也说过：“在美国，法律即国王。因为在专制政府，国王即法律，故在自由国度，法律应当是国王，而且除此之外再没有国王。”
但在现实社会，法治理念与法治建设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法院的判决书不如领导的一句话，以权代法，以权乱法。比如，乡政府建办公大楼，侵占了一个村民的地基，无奈之下，村民把乡政府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村民胜诉，乡政府应立即停止侵犯村民的权益。但面对判决，乡政府置之不理。后来村民上访，上级领导打电话给乡政府，这才把问题解决了。乡政府领导蛮横地说：“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老子就是不赔。我只听领导的！”
谢晖深刻地指出，人治是神权观念的转化，人治之“人”，有如神权时代之“神”，其地位是靠某种神学意识来维系的，一旦脱离了神圣化的包装，人治的统治根基也就荡然无存。
三、法治：选择本土性资源还是国际性资源？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法治资源来自哪里？是选择本土性资源还是选择国际性资源？这是法学界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与此相应，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则产生了“本土资源论”和“法律移植论”，也就是说，前者认为法治资源应该坚持发掘本土资源，后者则认为法治资源应该走法律移植之路。其实，争论的本质问题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如何融合中西文化。
《法治讲演录》以全球化发展趋势为背景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这是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时代，后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进行法律移植，可以迅速获取优秀资源，推进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只要这个系统存在，即使是移植的法律，它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这一点在澳门回归中国的时候，从澳门法律的本土化——汉语化——这一工作中，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了这一问题。澳门地区在澳葡当局统治的时候，法律及司法活动大体上是用葡萄牙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尽管如此，当地的绝大多数澳门人更多地使用的还是汉语和汉字。因此，当澳门回归前夕，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很繁重的任务，那就是澳门法律汉字化的问题。我们当时把澳门法律汉字化工作称作什么？称为“澳门法律本土化”呀。这十足地说明，即使你的法律和法治模式完全是从他人引进的，但只要你用本土的文字表达出来，那么，这种法律、法治模式仍然具有本土性。
因此，人类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应当有一种必然流向，即内外互动的两种资源的合流。具体来说，就是这种合流的资源有两条必然的分支，这两条必然的分支是我们无法回避且必须认真对待的。在整个法治进程中，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达国家，可供选择的路向有两种：要么以国际性资源为主，以本土性资源为辅建设我们的法治；要么以本土性资源为主，以国际性资源为辅建设我们的法治。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正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过渡，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从道义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以国际资源为主，建设我们的法治，使我们的法律和法治体现国际性。
（《法治讲演录》，“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之一，谢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2．00元）
私家藏书的绝唱
■ 宋 萍
“文笔词锋薄海知，淘书机智更冠时。澹生复壁能逃劫，旧燕归来付一痴。”这是《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中写黄裳的一首诗，其中牵涉黄裳收书之独辟蹊径及其藏书中的一大特色（即收藏有大量的山阴祁氏文献），还述及来燕榭藏书的命运。中国古代以至近现代的私家藏书相当发达；然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已结束，黄裳的来燕榭是今日仅存的一枚硕果。《来燕榭读书记》共收录黄裳藏书题识469则，只是来燕榭藏书中的一部分，却反映出社会文化与私家藏书史的变迁。
一、藏书兴趣与时代影响
黄裳的藏书兴趣自少年时就已培养起来。他从小所遇老师大都是爱书成癖的先生，受他们影响，黄裳在中学时就花巨资购买了一部《四印斋所刻词》，甚至还为自己刻了一方“流览所及”的藏书印。大学期间，在震旦图书馆的博览群书也促使他对版本目录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这一切并没使他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当时所买之书大都是一些旧杂志和新文学的出版物。直到1947年，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黄裳自称是源于撰写一篇关于吴昌时《｛鸳湖曲）笺证》的文章得到了吴晗和郑振铎的大力支持，“名贵的明版书也慨然相假，真是让我又激动又不安。从这以后，我也开始买起古书来。”“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黄裳文集》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但阅读《来燕榭读书记》不难发现，在收藏的兴趣之外，还有时代的巨大推动作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正处于急剧转型期，旧有藏书体系遭到了极大破坏，大量私家藏书纷纷拥向市场，其散出时间之集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都令人始料未及，而上海又是当时典籍聚散的两大中心城市之一，其书市的急剧膨胀难以估算，从“狼藉散落”、“捆载”、“论斤秤出”、“价绝廉”、“还魂纸厂”等词在《来燕榭读书记》中的反复出现，足可想见。
从藏书的流散途径来看，或许更能看出当时古书的命运。这对黄裳的刺激是巨大的。当时散书的境况大致有三种：一是归公。像南海潘氏、南浔刘氏、常熟瞿氏等，但这样开明通达的藏书家毕竟是少数。况且他们的藏书也仍有一部分流散在市；二是卖给书商。由于当时经济困难，为了养家糊口，大多数藏书家都选择了这种方式。其典型代表就是孙毓修“小绿天”的藏书，它全部由修文堂、修绠堂孙氏兄弟和苏州古董商人孙伯渊合资买去。这样的处理方式，虽没有立即对藏书起破坏作用，然那些颇不为书商所重视的古书还是没有逃脱毁坏的命运，被随意杂放在店铺里，有的甚至被当作废纸重新卖到还魂纸厂；三是直接论斤卖给还魂纸厂。由于二战等原因，当时的造纸商不断获得暴利，这驱使了大量古书旧籍纷纷成为制造新纸的原料。这种经济的驱动对藏书的破坏无法衡量，也最令人痛心。正是这种痛心，使得黄裳产生了尽自己微力进行抢救的保护意识，开始大量收集线装书。
二、明清集部与版刻之美
社会变迁的影响与挽救的意识无疑会使黄裳的藏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单从时间上看，就与前代藏书家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藏书家一旦开始藏书往往会终其一生，除非中间发生较大变故，黄裳的藏书时间却异常短暂而集中。通过对《来燕榭读书记》中有详细时间记载的藏书进行统计，他收书的时间集中在1948至1965年之间，每年收书少则数种，多至百余种。
这与故书大量散出的时间基本一致。1952年和1955年是黄裳买书最多的两年，1957年是黄裳积累藏书的辉煌时期。到了1958年，情况则发生了重大转变。当时上海旧书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古旧书店全部并人上海古籍书店，市面的旧书店日益减少。郭石麒于1956年去世，来青阁将收歇（1958年）。这时黄裳家里也发生了重大变故。在这种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黄裳的藏书活动不得不停止。在“文革”期间，他还因藏书的连累而倍受迫害。
时代造成了黄裳藏书的快速积累，他的记者身份在这一快速积累过程中也起到了较大作用。他随时利用出差和出游的机会广泛搜罗，在几大散书地区都建立了密切联系。苏州、杭州、北京乃至成都、昆明等地都有他熟悉的旧书店，这在他一系列散文中都有所记载。如《湖上访书记》《姑苏访书记》《西南访书记》《琉璃厂》等文即可看出其访书行踪。
就收书种类和范围而言，黄裳也经历了一些转变。一开始由于使用的方便，他收集了大量的晚明野史笔记及相关文集，尤其是收购了大量山阴祁氏藏书。据《来燕榭读书记》的记载，整个卷三几乎都是关于山阴祁氏藏书的题记（卷三共记录了30种藏书，其中有27种来自祁氏，另外在其他卷中还有5种）。这样集中的展现使读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祁氏藏书的展转历程。然随着藏书时间的向后推移，黄裳却逐渐将收书重点放在了明清集部。这是因为明清集部在当时大量涌现而收藏之人却为之甚少，尤其是那些不为人所重视、不知名作者的诗文集。当时阿英是对晚清文学拥有浓厚兴趣的少数几人之一，但通观他所辑集的《晚清文学丛抄》，其中有关诗文的却寥寥无几，直到后期，他才开始重视并大量收购，可见这部分古书的悲惨命运。“近日集部贱如泥沙，人皆弃而不取，余无力多收，藏书亦无地，每见旧本人还魂纸炉，辄为心痛。”他虽“无力多收”，但也尽力而为。在《来燕榭读书记》的记载中，就有二百零六种关于明清集部的题记（卷八还有二十余种清初词选总集）。
在六十年前，明清集部到底有没有收藏必要呢？黄裳对此有很明晰的判断。他认为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也有其存在价值，“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黄裳文集》卷四，第33页）以史之眼光来研究集部之价值，前人也有过一定的论述，像黄宗羲、郑天挺等，然黄裳对此所做的发扬光大、深化发展和在实践中的突出运用却是前人所不及的。他在这方面实是做出了一个突出例证。如在研究许自昌时就从“同时名辈的传状诗文”中得到了“许多珍贵材料，可以从中认识许自昌和他的家族的概貌。”在谈到《圭美堂集》时说：“徐君诗文俱恶，人品更不足道。＇略）然颇知书法板片故事，所跋诸帖之文颇可证流转踪迹，近徐森玉丈撰文考证宋拓丛帖，曾引其说，知亦不可废也。”（《来燕榭读书记》（下册），第139页）他对明清集部的着力收藏也为后来的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譬如来燕榭藏书中就收有多种难得的清人词集。程千帆教授在编《全清词》时从他这里得到了许多帮助。
黄裳在收集藏书时有着自己独特的善本标准。“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这样的界说就突破了以前以时间标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