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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大体上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面占领阵地，并且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联军要是知道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决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到六万人的部队。相反，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敌人就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放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要是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首都。尽管情况完全一样，但是精神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如此不同。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方进行这样的退却时，无论如何必须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
持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被任何别动队占领和遭到抢掠。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到它。
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变换方向。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以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退却，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弗拉基米尔去的方向，先往梁赞方面继续退却，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沿着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继续退却，也就是又接近敌国边境了。至于法军，即使这时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这条经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而且非常可能还必须放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辛辛苦苦占领的一些地方，而不得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会陷入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就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入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道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可能完全不同。
突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极为可取的，它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利益：（1） 我们变换了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交通线，而要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常常是件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改变自己的方向只能逐步地进行，他多半必须一而再地寻找新的交通线。
（2） 这样一来，双方又都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很可能要放弃它们。
俄国是一个幅员异常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逐。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可能的，这只能根据具体场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派他的主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是无力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的。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进行离心的退却。
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离心的退却本来就是不足取的，理由如下：（1） 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而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恰好是进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 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他的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因而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
诚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但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常常是以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各个击破为前提的，而在这种场合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此外，向本国腹地退却还应造成一个条件，这就是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确有把握地做到这一点。
（3） 兵力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4） 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一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翼侧暴露。
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兵力本来只能用来对付我们同它对峙的那部分军队，在这时却还附带地完成了其他任务——掩护了一部分交通线。
因此，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的方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是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采取离心的退却，这就是只有采取这种退却才能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方向，根据双方各个地区、要塞等的关系位置，在大多数场合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把兵力配置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兵力浪费。至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配置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够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这是比较难以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熟练的断能力。
俄军在1812年退却时，曾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对付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①。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上困难较多，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胜过敌人，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的理由。这样做在以后会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此外，即使当时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实际上也几乎是做不到的。这一切肯定是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的原因。与此相反，如果根据富耳将军制定的战局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 八万人） 向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 四万人） 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尔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固守在立陶宛南部，换句话说，这支军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压倒优势的法军主力所消灭。
从防御者的利益来看，本来应该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一点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敌人由于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一切却要有一个条件作基础，那就是这样做要一开始就有成功的把握，而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在这种场合主要想寻求的必然是最后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是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并且是使敌军退却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损失极大地增长的首要原因。
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没有战败和没有分割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该直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缓慢地进行，同时，要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 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占领同这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
1812年的俄国战局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而且象透过放大镜一样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虽然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完全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的。假如俄军象现在这样知道这种退却确实会取得这样的结果，同时假如他们需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的话，那么在1812年绝大部分是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他们毫无疑问地会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然而，如果认为在幅员不如俄国那样辽阔的地方，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样行动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场合，不论采取这种抵抗方式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战略进攻未经决战就由于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到了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退却（ 不管入侵者的损失是大是小） ，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经取得。腓特烈大帝1742年在摩拉维亚的战局，1744年在波希米亚的战局，法军1743年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战局，不伦瑞克公爵1792年在法国的战局，马森纳1810—1811年在葡萄牙的冬季战局，都是这一类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小得多而已。此外，这种防御方式只发挥了一部分作用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结果应该归功于我们这里所确定的原则。不过，我们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要谈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会谈得太远。
在上述俄国和其他各个战局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没有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发生了剧变。但是，即使不可能期待得到这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能造成可以导致胜利的兵力对比，这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个胜利能迫使敌人退却，这种退却通常象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落体定律降落一样，会不断增大敌人的损失。
第二十六章 民众武装
在文明的欧洲，民众战争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对于这种战争，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在反对的人中间，有些基于政治上的理由，把民众战争看作是一种革命的手段，是公认为合法的无政府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对国外的敌人固然危险，但对国内的社会秩序同样是危险的。有些则基于军事上的理由，认为进行民众战争是得不偿失的。第一种看法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仅仅把民众战争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也就是只从用它对付敌人的角度来考察它。但是，关于第二种看法，我们不能不指出，一般说来，民众战争应该看作是战争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的限制的结果，看作是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大和加强。如果我们从过去局限很大的军制那里开始来看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征集制度、使军队的数量大大增加的征集制和普遍兵役制，以及后备军的利用，都是同一类事物的发展；而现在的民军制度，即组织民众武装也是这一类事物的发展。既然前面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