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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黄先生交往还有一件事。1958年国庆节前，我路过北京，去清华询问关于给我降工资的事。那天我就住在黄先生家。第二天，他把我送进城，送到西单。西单有个湖南餐馆，他在湖南餐馆要了几个炒菜，请我吃了一顿饭。他鼓励我说：“没关系，自己做得对，不要气馁，你自己做得对就行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像父辈一样关怀我。但我想，他已经是右派了，孩子又那么多，而且老去他家，也不方便，我就回保定了。
1962年我结婚了，丈夫也是右派。他是朝阳大学学法律的，在民建工作，因章乃器先生之事成为右派。我的婚姻是吴敬琏的妈妈邓季惺和陈铭德伯伯介绍的。那一年我二十九岁，他三十六岁。国庆节我们要结婚了，可是，“十一”时右派是不能准假外出的。管人事的王光彩人很好，给我开了介绍信，偷偷放了我，我回北京结了婚。1965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
1966年“文革”开始，“地富反坏右”被集中在一起批斗，但是工人们保护我。因为我在工地和他们一样，穿得破破烂烂，没有架子，把自己的知识都教给他们。挂大牌子游行的时候，别人都低着头，他们不让我那样，还悄悄和我说话。“文革”中，我到了五七干校。养猪、掏粪、当农民、插秧、下煤矿挖煤，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孩子没人看，我就把孩子锁在屋里头，有时跑几公里回来喂奶。小孩饿得哭，我也抱着孩子哭。
我这个人不服输，你怎么批我，只要我认为对，我就不承认，所以在那儿一直没把我整倒。当时有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叫潘汉长，他说，跟我学了很多。“文革”后，河北有水利工程要做，他说，为什么不把李亚莉请回来？后来请我去了，每月给我1500元，管吃管住，搞了半年。我看出他们的设计图有问题的地方，他们都改了。
军宣队来了，认为我实实在在，不说假话，给我摘了帽子。
1969年我在河北唐山附近的芦台农场，听说我弟弟出事了，便要求回四川老家，但是那年春节不让回。1970年春节后，经过批准，我回去了。可是回来后，我被再次戴上了右派帽子。因为有好多人回家后不回来了，就有人迁怒于我，说是我这个摘帽右派在带头闹事。那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再次被打入另册，心情的苦痛可想而知，不过队里还是有一些同志对我很好，让我一个人打猪草，意思是想打多少就打多少吧。1970年我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
林彪事件后第二次给我摘帽。在这之前，有些人受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志自杀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误，所以好好地活着。“文革”后，1978年秋天，这时我已调回北京了，大约是11月左右，我没有通知黄先生就去看望。当时他家里有很多人，黄家的人看到我都很高兴。黄肖路说 ：“快，快去找爸爸。”让人到操场去找黄先生。黄先生回来以后，我们俩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心里面觉得挺不容易。
党治国的良心：从“辩论”到“辩护”
据党治国在《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一文中回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了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他们一定还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且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仍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一种感觉突然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党治国等五人不但在会上为黄万里、钱伟长辩护，在反右开始后还去清华校党委质问：“为什么批判黄万里？”结果这几个人戴右派帽子时，其中的一条罪名便是“大闹校党委”。党治国1959年12月从煤矿回到清华，在清华呆不下去，到西安一家街道小厂打工，后来又到乡下当农民，在饥荒年吃过草根树皮，“文革”时因“思想反动”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
对黄万里折磨最深的是连累家庭
株连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统治者对付政治异己者的常用手段，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一部分。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并未从精神上垮掉。他自己最痛心也最担心的是所学的治水学问不能造福于民，这是他的一大遗憾；而精神上折磨他最深的则是自己因言获罪连累了家庭。
1957年，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高中毕业，当时反右刚开始，高考招生还没有实行因父母
是右派而株连子女的政策，黄观鸿有幸考上了北大。以后，他的次女无满、次子二陶、小女肖路都受到了株连。
1958年，黄无满参加高考。当时她在贝满女中，也就是女十二中，数理化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她很自信，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学理科，因为姐姐黄且圆、哥哥黄观鸿都考上了北大。她自己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对学理科很有兴趣。那是进一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第一年，她考得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没被录取。所幸1958年大跃进，成立了许多新学校，又在未录取的考生中进行了第二次录取。她再填志愿，后来被北京机械学院录取。这个学校在北京东郊，是原来北京工业制造学校改办的大学，先开了一个本科班，她就是在那儿上的大学。据她回忆，清华另一名右派教授的儿子因不愿受二次录取之辱，就没上成大学。“同样，钱伟长的儿子，跟我同届，是男四中毕业的，功课相当好，也没取上北大。让他第二次报志愿，他很倔，说不去，当工人去了，上石景山当了六年车工。钱伟长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有两女儿，也因为受父亲牵连，没上大学。儿子是老大。他跟我说过，六年很苦，上夜班时困得头都抬不起来。他没上成大学，后来就自修专业，如今在照相机研究所。”
为女儿入学问题几天急白了头（图）
此时长女黄且圆北大毕业后在北工大任教，长子黄观鸿北大毕业后在天津大学任教，次女黄无满在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到北京仪表机床厂当技术员，次子黄二陶正在清华冶金系学习，幼女黄肖路在101中上高二。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学业优异却受到右派父亲的株连，未考上大学，黄万里满面愁容，痛心不已。在素以诗书传家的黄万里看来，再没有比连累自己的子女考不上大学更令他难过的了。
无满、二陶上大学费尽周折，过了四年，到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考大学的时候，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又成了她前进的拦路虎。黄肖路是名牌学校101中学的学生，参加高考成绩很好，但仍然名落孙山。这件事对黄万里精神打击很大。对这些永远也抹不去的伤心往事，黄肖路本人是这样回忆的：“1965年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可以报三个系，按志愿顺序，我报的是：无线电系、电机系、精密仪表系……但结果是‘不录取’。记得那天上午发通知，我爸先拿到了通知，一看‘不录取’，就放到口袋里。快到中午时，同学、朋友们来找我，说他们都考上清华了。我说我的通知还没来呢。我父亲就把我拉到屋里，告诉了我实情。当时，我真如在大晴天被轰顶的霹雳打蔫了。不知我父亲怎么知道我的同级同学谢玉淳也是‘不录取’（他奶奶是日本人，爷爷是台湾人，姑姑在台湾），就去谢大夫家了。一会儿，我从新林院到胜因院的小路上去找他，正碰上他从谢家回来。一看他，我真吓了一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脸上那么难看的表情，那么难过、可怕！他好像老了十多岁。一下子，我一点也不为我自己伤心了，我只是为父亲伤心。我想起了他说过：‘如果我犯了罪，我愿意受处罚，坐监狱甚至杀头都行。但是因为我犯了错，我的子女不能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后来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后一两天，水利系专门做我父亲工作的杨诗秀来找我，叫我赶快准备高考……谁知6月9日，高教部长蒋南翔就被揪出来了，接着高考制度就被废除。我在清华的工字厅看见一张大字报说：‘蒋南翔的校党委是向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投降的党委。大右派黄万里的女儿没考上大学，给黄做工作的干部受到层层领导的批评：‘你的工作怎么做的？连黄万里有个女儿今年要考大学都不向上级汇报？’”
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图）
1981年，黄万里在右派改正后重返讲台，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1961年，二陶升学受影响后，他觉得对不起家庭和孩子，我母亲也希望他写检查，他才开始有限地承认错误，争取早日摘帽。那时，我和弟弟妹妹头脑都很简单，觉得他既是右派，应该承认错误，早日摘帽。我们知道，他任何党派都不入，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祖父的组织，他都不参加，不会有政治上的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要克服。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逐步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也就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