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上，萨特日益与左派靠拢，声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虽然他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与法共产生分歧，与之长期论争。萨特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受到了陈毅的接见，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萨特和波伏瓦都表示毫无保留地称赞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回到巴黎后，萨特又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他说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不过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对萨特仍然是谈虎色变。因为他是主张“自由选择”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自由选择”是荒唐不稽的，一定要引起天下大乱。因而对萨特多持否定态度。
195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多事之秋。萨特的政治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年国际上有三件事影响到萨特的政治立场。一是法国国内选举，左派获胜，但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殖民政策：二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密秘报告，而法共却对此保持沉默；三是苏军进驻匈牙利布达佩斯。萨特从此与法共公开决裂，也明确了他的反对苏联制度的立场。萨特自认为是从左的狂热中走了出来。
1960年萨特发表了一篇长达七百页的著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部著作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把存在主义理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六十年代以后，萨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他注视着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
反对法国殖民战争
萨特一向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多次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法国政府当即派兵镇压，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而且成了法国各界关心的焦点。备派势力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场战争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应。有的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比如，加缪，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左翼文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时，就表示：“我热爱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为我的母亲而战。”这表明，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与加缪相反，萨特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多次发表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政策和暴行。1956年1月，他在一次集会发出呼吁：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1959年，萨特接受了弗郎西斯·尚松的采访，表示赞同尚松所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尚松曾主编一份地下刊物，鼓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开小差。尚松曾因这类活动而被捕入狱。1960年2月，尚松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不久，萨特联合一百二十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反战抗议书，即《一百二十一人宣言》，支持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命令。同年9月，当局对尚松联络网成员进行审讯。那时萨特正在巴西访问，正在进行审讯的军事法庭突然收到萨特来信，信中明确表示，支持联络网活动，反对殖民战争。这封信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激进的右派青年为此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枪毙萨特”。其实这封信是别人假冒萨特写的，事后，萨特接受既成事实，以自己的名望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当时有一种谣传，说是政府已经作出决定，要制裁萨特，一旦萨特回到法国，立即加以逮捕。但萨特并不害怕，他于同年的11月毅然回到巴黎，准备迎接警方的逮捕。他为自己请好了辩护律师，并安排被捕后的一切事宜。但事实上，萨特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受到指控，更没有受到逮捕和审讯。据说执政的戴高乐曾对警方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愿怎么闹就怎么闹好了，我们不要去逮捕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因为思想激进而受到路易十六的迫害，长期流亡国外。当然，戴高乐“不抓伏尔泰”主要是因为社会各方力量对政府的压力太大。
为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萨特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组织和参加游行，他多次受到警方的威胁和警告，多次收到右翼分子的恐吓信，他的寓所两次被炸，但萨特并不畏惧。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为反对殖民战争而到处奔走，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拒绝诺贝尔奖
1964年10月22日，萨特在巴黎一家餐馆正与波伏瓦在会餐。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一周之前，当他得知自己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他就曾写信给瑞典皇家学院，希望能够撤销这一决定，他在信中写道：“由于个人原因，我不想出现在可能的桂冠作家们的行列中。”萨特还表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始终怀着诚挚的敬意，他拒绝这份荣誉不应理解为对这种美好感情的亵渎。
但是瑞典皇家学院仍然按原计划颁布了授奖决定。萨特立即重申了自己的态度，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领奖，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二是他不愿意使自己隶属于某一意识形态集团，不愿跟着他们去从事分裂欧洲的活动。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举动，给舆论界带来了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人对他的决定表示不可理解，如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就称萨特是“惯常的毁谤家和有意的辱骂者”。尤其使萨特感到痛心的是那数不清的来自穷人的信件，“他们写来折磨人的信，异口同声地要求：‘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
参加罗素国际法庭
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大举干涉北越事务，下令轰炸越南北方，镇压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战争逐渐升级。萨特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
萨特当即决定放弃前往美国的康乃尔大学讲学的计划。他本来已接受康乃尔大学的邀请，打算在那里开设论福楼拜和论哲学的系列讲座。因为越南局势的恶化，他只好放弃这一计划，他解释说：“对一个与第三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今天已不可能向政府部门申请前往美国的签证。如果他真的去美国，第三世界的人们将会谴斥他，因为他到敌人那里去了。”
为了进一步把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推向前进，萨特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邀请，参加他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
他们着手对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战犯的罪证进行调查。被列为战犯的有：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都害怕得罪美国，因而不愿意接受国际法庭在本国活动。1967年4月，萨特写信给法国总统戴高乐，请求允许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戴高乐在回信中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并回绝了萨特的请求。最后法庭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歌尔摩开庭。
同年11月，国际法庭又在丹麦的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萨特担任了执行庭长，法庭确认，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萨特的讲话以 《种族灭绝者》为题发表。文章揭露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所犯下的罪行，呼吁世界进步人士用一切力量制止和结束这场战争。
罗素国际法庭的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影响美国的对越政策，但是它在道义上极大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萨特的行动是一次进步的国际活动。
抗议苏军入侵捷克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的萨特十分愤怒。他向报界发表谈话，公开谴斥苏军的入侵行为，称苏军对捷克的占领“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11月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布拉格，参加《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他对捷克作家发表谈话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位进步人士不谴斥外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
当《苍蝇》演出结束时，萨特应邀走上舞台，观众要求他对捷克事件发表意见，萨特充满感情地说道，我把苏联的入侵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当我的祖国遭受纳粹铁蹄践踏时，我写出了《苍蝇》、鼓舞人民进行抵抗活动，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剧本正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萨特的讲话赢得了海潮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造反有理”
1968年5月，巴黎发生所谓“五月风暴”，巴黎的大学生仿效中国的红卫兵进行“造反”，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与警察短兵相接，面对面地发生大冲突。萨特一开始就站在学生们一边，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他呼吁“所有的劳工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由学生和教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他在一项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中又说：“学生们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萨特还在卢森堡电台发表讲话，他鼓励青年说，青年们不要接受他们的兄长们所过的那种社会，他们不要以过去的那种社会作为他们的未来。萨特还亲自到巴黎大学去演讲，就学生们的造反行为进行辩论。
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赞成学生运动，他们指斥学生运动领袖是“冒险分子”，认为学生的斗争是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萨特反驳说，“我认为，这场革命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是民主，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的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萨特还严厉谴责法共，“我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共产党的态度完全不是革命的，甚至也不是改良主义的。”
造反的学生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造反有理。他们还学中国红卫兵，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机构。由于萨特对学生运动的支持，1968年的学生运动往往被称为“萨特主义的革命”。学生们发自内心地拥戴萨特的思想，把萨特看作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巴黎大学的校园里到处张贴着萨特、毛泽东等人的语录。
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常为学生们所称赞的人物是：马克思、托洛茨基、卡斯特罗、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等。实际上，他们并未真正读过了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他们崇拜马克思等人，只不过是马克思等人的名字已经和“造反”联系在一起。他们所赞赏的只是：造反有理。
在以后的几年里，萨特继续支持左派的活动。七十年代初，萨特接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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