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把自己交给自身以外的力量来安排。所以萨特有一句名言叫，“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是自己造成的英雄”。这就是说，懦夫也好，英雄也罢，都不是一开始就是懦夫或英雄的，只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自我创造，最后，他成了懦夫或英雄。（2）、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
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提出一个命题：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在萨特看来，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存在与自由不可分，自由是绝对的。尽管自由都是一定境遇中的自由，但任何境遇都不能限定自由。人一旦被抛到世界上来，他就享有绝对自由，对人来讲，自由无须追求、他自身就是自由，自由与生俱来，无可逃避，无可选择，它是命定的。
萨特如此强调自由的绝对性，这似乎难于理解，人真的能绝对自由，不受任何束缚吗？人真的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吗？当然不能。萨特所强调的自由的绝对性，是指人的选择的自主性，萨特所讲的自由只能在选择中存在，人所以是自由的，因为人的选择永远是自由的。自由的行动就是选择的行动，人是命定为自由的，人就命定要选择。人为了生存、就必须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自由选择。在萨特看来，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自由是绝对的，这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与获得自由是不同的，选择的自由是永恒的，有许多东西人们永远不能得到，但却可以永远地自由选择行动。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人的地位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人的地位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么这个地位对你的意义却是由你自己选择的，比如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不能由人自己自由选择，但是家庭环境对你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却是由你自己选择和决定的。贫寒的家庭环境，对有的人来说，可以激励他奋斗，促他成功，而有的人却在贫寒中自暴自弃；富裕的家庭环境，有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发展自己，而有的人却在养尊处优中享乐消沉。贫寒与富裕对一个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是由这些条件本身决定的，而由你自由选择的，萨特还以无产者为例来说明自由的绝对性。当我们说，一个失业者是自由的，这并不是说他能够为所欲为，能够立即变成一个富裕安乐的资产者。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他始终可以选择，究竟是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呢？还是起来反抗命运呢？他大概难于摆脱贫困，但在包围着他的贫困之中，他可以代表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向形形色色的贫困进行斗争。他可以选择做这样的人：即不承认贫困是人们注定的命运。因此萨特极其称赞马克思的“叛逆”精神，他说：马克思就是社会的叛逆，马克思说过，我们要改变世界，他用这句简单的话表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总之，萨特的意思是：人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中，都是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的，环境不能决定人的自由，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人自由地创造环境，环境的意义是由人自己选择的，因而人是自由的产物。
可见萨特所说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只意味着选择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即使人对自己的环境不能选择，但对于环境的意义，即怎样对待自己的环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3）、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在剧本《间隔》之中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剧中男主人公加尔森在与他人相处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悟出了一个道理：“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敌对的关系。在萨特看来，人是绝对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只有在摆脱了与他人的联系时才能实现，他人和社会对个人的自由总是一种限制，要维护个人自由，就必然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萨特甚至认为，一对相恋的情人之间也是相互斗争的，双方都想剥夺对方的自由。
个人的自由只有与他人隔绝时才是可能的，但个人又不得不与他人共存。而我一旦与别人发生联系，我与他人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更通俗地说，必然有一方是处于积极的主动的地位，而另一方则降低为客体，也就是被降低为一个被动的物件。比如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沉思，另一个人从我身旁走过，朝我看看，我便立即意识到，我成了他的一个观看的对象，在他的眼里，我只是象公园里的长凳一样的一个物件罢了。但我决不甘心做别人的对象，做一个物件，我也要把他当作对象物，恢复我的主体性地位，这样我与他人都力图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萨特强调说，一方面我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试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又要竭力奴役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是敌对的。“他人即是地狱”。“地狱”意味着禁锢、束缚，他人对我的自由而言就是一种束缚。当然萨特看到的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一面是对的，但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矛盾冲突，并加以夸大，这显然是片面的和错误的。（4）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在萨特看来，世界是荒谬的，人生也是荒谬的，是不可名状，不可理喻的。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的。人只有在极端的焦虑烦闷状态中才能领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发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一旦发现存在的偶然性，就会产生厌恶感。人生毫无目的地处于不断变幻之中，没有任何稳定性，正象萨特的小说《恶心》的主人公所感觉的那样，“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所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我发觉了这一点以后，它就使我感到恶心”。在一个偶然性的世界里，充满着丑恶和混浊。世界的混乱，生活的苦难使人感到世界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此一切都是荒谬的，“我们出生是荒谬的，我们死亡也是荒谬的”，存在就是荒谬。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二战以后风行一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二战期间，法国所受战争破坏十分严重，战争结束后，人们心灵的创伤却一时难于医治，战争所留下的阴影一时不易抹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还趋于激化。人们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压抑，感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人与社会似乎都成了自己的敌对力量，从而陷于苦闷焦虑之中，甚至感到绝望。人们对现实不满，要求反抗现实，希望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找不到不出路。而萨特的存在主义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自由选择，反抗绝望，把握自已的命运。因此引起社会普遍的强烈共鸣，这正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普遍流行的社会原因。
萨特的文学观
文学应该“介入”生活
萨特的哲学可说是一种“介入”的哲学，也就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换句话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的哲学，决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抽象思辩。与他的哲学思想相联系，萨特的文学也是一种“介入”的文学，他主张文学应该“介入”现实生活。所谓“介入”，简单地说来，就是要热切地关心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萨特曾写过《争取倾向性文学》和《什么是文学》等重要文章，阐明了他的文学主张。
萨特反对脱离现实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要揭露现实，促进社会变改。作家要为时代而写作，作家应负起社会责任，萨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能回避社会问题，而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人生，揭示社会冲突，社会矛盾。作家在写作时应该履行他作为人的责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问题作出回答。萨特特别强调说：“写作就是揭露，揭露就是改变。”萨特还认为，“纯粹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想，他曾经说过：“如果文学什么都不是，那它将毫无价值。这就是我所说的 ‘承担义务’。如果文学变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颂歌，那它就会枯萎凋残。如果一个写下的句子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和社会产生反响，那是毫无意义的。”
萨特还认为，如果一个作家看到世界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保持缄默，那么作家就把自己的责任变成罪责了。他曾激昂地说：自从我们成为作家以来，我们的任务是用我们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欧洲。
文学是人类自由的永恒证明
萨特认为，艺术作品不是凝固的，它有待于确定，有待于完成。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需要读者的信任，读者的喜爱，这种信任和喜爱是完全自由的。只有自由，读者才能再创造，完成作品的意义。他认为，作者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呼唤，要求读者进行配合，通过语言的启发，化为一种存在。因而萨特认为艺术效果的产生，在于读者自己的感情和意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是说，读者必须是自由的，他根据自已的偏好，同情，趣味等对作品重新组织和创造，从而产生审美效果和审美感染力。萨特说，一个硬汉子之所以能被别人叙述的虚构的不幸故事感动得流下眼泪，就在于他把自己的感情放了进去，这就是主动性的作用，也就是说阅读者的自由被唤醒了。
因此萨特宣称：作家——作为一个对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题材，那就是自由。
萨特指出，作者与读者都是通过艺术作品进行自由选择。这种选择的自由是绝对的，不管你的阶级立场如何，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思想内容，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作；也不管你领会到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切都是绝对自由的。
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
萨特的哲学思想充满着强烈的否定精神，否定荒谬的世界，否定现有的秩序，否定他人，否定自我……。这种否定精神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思想之中。
在萨特看来，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作家的写作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动，选择是连续不断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否定自身，在否定中发展。萨特从不满足于他已经写出的作品，他声称，“我与我已经写过的东西毫无联系”，意思是说，他的作品一经写出，他自己便否定了它，不再与现在的他有什么相关了。你也许会说，这不过表示萨特的谦虚罢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体现了萨特的否定精神。萨特相信，人总是要寄希望于未来，过去的东西已经死了，重要的是选择未来，创造未来。萨特在他的回忆录《语词》中曾经说过：“成熟的作家是不喜欢人们对他们的第一部作品作过分的赞扬的，我相信，这会使我十分不快，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