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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喜剧家中威彻利（1640？——1716）也很有成就。他的《乡下妻子》、《直率的人》写贵族男女之间不正当、不正常的关系，讽刺味较浓。
针对当时舞台上的不道德成分，科利尔写了 《简论英国戏剧的不道德和亵渎神明》， （1698）其中把人生与艺术混为一谈，把反映、批判不道德现象的作品也一律视为秽淫。但是这篇言论对喜剧中过分暴露色情的现象有匡正作用。
约翰·凡伯鲁（1664——1726）和乔治·法克尔是在“光荣革命”以后写作的，他们沿循的是威彻利等开创、在康格雷夫那里达到高峰的风俗喜剧的传统。凡伯鲁自称他的喜剧是“给城里的绅士们提供娱乐”的，他的《故态复萌》、《被激怒的妻子》成为科利尔写反对这时期喜剧的文章的诱因。18世纪初他的创作有改变，原先戏中的不道德有所收敛，为18世纪哥尔德斯密和谢立丹的创作铺平了道路。法克尔的最后两部喜剧指出了英国喜剧发展的新方向《募兵官》和《花花公子的策略》，描写乡村生活，人物多来自中下层，这些善良简朴、生动鲜活的人物代替了冷嘲、世故、机智、放荡的宫廷男女，带来了写实主义色彩，人物间的关系更自然、充满幽默感。他们两人的创作显示复辟时期风俗喜剧的传统已过去。
三 伟大的“天路历程”
在复辟时期坚持写作的清教徒作家除了弥尔顿外，还有约翰·班扬（1628——1688），他是英国17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散文作家。
班扬出身贫寒家庭，祖父、父亲都是补锅匠。他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很早就继承了父业。内战期间，他参加了议会军队，这对他以后的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他的妻子也是清教徒的女儿。他加入了浸礼会，开始讲道。复辟以后，政府禁止不信奉国教的人自由传教，违反禁令的班扬于1660年被捕。由于他坚持传教，先后被监禁12年，1672年获释后于1676年再次人狱半年。在监禁生活中，班扬写了他第一部重要作品《罪人受恩记》（1666），叙述了他信教的过程、传教早期的生活，是他精神生活的一部自传，文字浅显，情感真挚。
班扬的代表作 《天路历程》（1678）也写于狱中。出版不到一年便卖了三版，在当时的英国大受欢迎。这是一部寓言形式的讽喻小说，如同中古讽喻文学，以梦境开始。作者叙述他在梦中看见一个人“衣衫褴褛，站在一个地方，背对着他的家，手里拿着本书，背上掮着个大包袱”，这个人便是基督徒，他手捧《圣经》，肩背世俗利益的重负。他得知居住的城市将毁，在劝说妻儿、邻居出走无效后，独自出走，朝着“天国的城市”，行进，开始了他的天路历程。班扬生动地描写了路途中的重重艰险，基督徒从“绝望的泥潮”挣扎脱身，被“世故先生”误导至“道德之林”，在传福音者帮助下皈依正道。他爬过“困难之山”，在“屈辱之谷”与巨人亚坡伦搏斗，穿过“死亡阴影之谷”，与赶上结伴的邻居“忠诚”来到“名利场”。“在这座名利场，出售一切货物：房屋、土地、买卖、荣誉、升迁、头衔、国家、王国、色欲；各种欢乐及享受如：“娼妓、鸨母、妻子、丈夫、子女、老板、仆役、生命、血液、身体、灵魂、白银、黄金、珍珠等等，一切应有尽有的东西……，这儿还可以不花钱看到：盗窃、杀害、奸淫、伪誓，而这一切都是带着血色的”。他们受到审判，法官，“嫉善”召来“嫉妒”、“迷信”、“谗言”为证人，“忠诚”被折磨而死升天，基督徒劫后余生，与新朋友“希望”继续前行，又误入“僻径荒原”，被巨人“绝望”捕获，投入“怀疑之堡”。他终于越过“死亡河”，来到“天国的城市”，享受永生。从这些地名便可见出这部宗教文学作品的讽喻意义。我们从中也可见出作品的社会讽刺意义，对复辟时期社会风尚的批评，对人生各种弊病的揭露、批判。对名利场的描写尤为出色，这是复辟时期伦敦社会的象征性画面。基督徒和“忠诚”因为蔑视名利而受迫害，暗示着班扬自己因为传教而多次入狱。萨克雷以“名利场”作为他的小说名著的题目。
《天路历程》是宗教寓言类型的散文作品，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写实小说来读。英国乡村路上的“愚味无知”、“世故先生”、“马屁先生”、“爱钱先生”和“话匣子”既代表抽象的概念，又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作者把这些人物的举止言谈描写得生动传神。作品在故事情节、细节描写和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对后来英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班扬的散文风格朴素活泼，语言来自生活，简明易懂，行文生动有力。
班扬重要的作品还有对话体小说 《恶人先生的生平和死亡》（1680），描写典型的市侩形象，提出“贫穷而能诚实”的正面理想，宣传清教主义。散文寓言《圣战》（1682）更多抽象的概念，主题似《失乐园》，写魔鬼与上帝的交战，人的堕落和人的最终得救。《天路历程》第二部写于1684年，叙述基督徒的妻子和四个儿子前往“天国的城市”的冒险经历，比第一部逊色，社会讽刺成分减弱。
班扬是坚定的宗教自由的战士。他来自人民，他的著作反映了人民之声。
第四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前期
一 理性时代
在确立了君主立宪统治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18世纪中叶发生了工业革命，手工工场向使用机器的工厂阶段过渡，经济迅速增长。在国内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这时期的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全欧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把启蒙教化民众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推崇人的理性万能和至高无上，以理性检验旧的制度、传统观念，依赖科学、经验和理智，“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 （恩格斯语）。
在崇尚理性的文化环境中，英国文学中自德莱顿开始的古典主义蔚然成风，在18世纪上、下半叶分别以蒲伯和约翰逊为代表人物。在前期出现的新的散文文学：期刊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也具有启蒙的性质。在中期，特别是40到5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取得辉煌成就。到18世纪后期，英国文学中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新的文学潮流：感伤主义和前浪漫主义，表现出对理性主义的不满，预示着英国文学中新的时代——浪漫主义时期的到来。
二古典主义：蒲伯
亚历山大·蒲伯 （1688——1744）出身伦敦布商家庭，家中都是天主教徒，遭受到政治上的岐视。蒲伯从小体弱多病，终生为病痛、残疾所苦。但是他自幼聪颖，16岁时模仿维吉尔作《牧歌》，赞颂乡间朴素宁静的环境，诗才引起注意。1711年，蒲伯出版著名的《批评论》，建立了诗人的声誉。他进入文学圈，结交著名作家斯威夫特、艾迪生等人，组成了“马丁纳斯·史克利白列瑞斯俱乐部”。他以写诗和翻译为生，是当时文学界中心人物之一。
《批评论》以双行押韵体写作，深受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的影响，宣扬古典主义诗论。蒲伯感概文学批评缺少真正的趣味，推崇荷马、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诗艺，认为“模仿自然就是模仿他们”。他文中的主要论点来自贺拉斯和布瓦洛，新意不多，但表达机智、精辟，《批评论》成为英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宣言性著作。但是蒲伯不是古代作家和批评原则的盲从者，在开始于法国、持续到18世纪早期的英国的古今之争中，他以理智的态度进行评判，对不守“三一律”的天才作家莎士比亚非常尊敬。
《卷发遭劫记》（1712）是“模拟史诗”，故意以伟大的风格处理琐细的题材，产生谐谑而讽的效果。伦敦上流社会两个贵族家庭由于彼德爵士偷剪了摩尔小姐一绺头发而失和，蒲伯为缓和他们之间的敌意而作了这首诗，自称是游戏工作，“仅供几位年轻女士消遣。”他使用古典史诗的所有技巧，诗中的神抵介入、精灵出没、对战争的详尽描写、繁复的荷马式比喻的运用，而叙述的全部故事只是美女子贝林达如何被一位男爵偷剪了一绺秀发，极尽小题大作之能事，表现出贵族社会男女懒散、无聊的生活的讽刺性图景，尽管这讽刺是温和、幽默的。浪漫派诗人拜伦的《唐·璜》描写贵族空虚生活的片断明显地受到蒲伯的影响。
《悼一位不幸的女士》 （1717）和《爱洛绮丝致阿贝拉德》是蒲伯早期著名的短诗。前一首诗感叹一位自杀的女子的早逝，联想到人生命运的无常；后一首诗讲述发生在中世纪的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古典主义文学常见的道德与热情冲突的主题，两首诗都悱恻动人，抒发了浪漫主义情感。
蒲伯擅长讽刺诗，他把《群愚史诗》（1728——1743）看作自己主要作品。诗人尖刻地讽刺了他在文学上的敌手，在愚笨女神发起的娱乐活动中，批评家叫作家朗诵作品，没有一个人能免于酣睡。诗中牵涉当时文坛上派别间纠纷和个人恩怨，但也以启蒙精神写出18世纪早期文学生活的讽刺性场景，反对“愚笨”、“空虚”和无知。与这部作品大约同时写作的《拟贺拉斯的讽刺诗与书简》 （1738），模仿贺拉斯笔调，其中包含许多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批评性评判。诗人反对盲目崇古，既称赞法国古典主义诗人拉辛、高乃依，也赞扬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本·琼生、斯宾塞、弥尔顿、德莱顿及同时代的艾迪生、斯威夫特等。
蒲伯后期的重要著作是《人论》（1733—1734）、《道德论》（1731—1735）和《致阿勃斯诺特医生书》（1735）。书翰体诗《人论》是首哲理诗，反映了诗人的哲学、伦理观点。他接受自然神论影响，认为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反映了当时流行在上层人士中的保守的哲学信念。他在诗中对人性进行探讨，认为人性中有自私和理性的成分，上天意旨“把自私与公益合而为一”，“上有美德才是人间的幸福”，表现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特点。诗作内容上多属老生常谈，但有很多警句，作者自称他的伦理学系统“中庸而不矛盾、简明而不残缺”。另一部书翰体的《道德论》也表明了实用的道德观，显示了诗人的讽刺才能。《致阿勃斯诺特医生书》是蒲伯的自传和自我辩护词，针对有人对他著作乃至人身、品德的攻击而作，风格的口语化，讽刺犀利。
从1715年到1726年，蒲伯还致力于翻译和编辑工作，按照古典主义文学趣味自由译述了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和《奥德修》，编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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