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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是八十年代初吧，说要清理档案，把档案中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去掉销毁。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单位里各部门各选派的一人。我所在部门是小范去的。那时，他住在我楼下，也听他说一些清理的情况，说是从我的档案中清掉不少东西，原来厚厚的一大包，现在是变薄了。不知道蔡启明这封检举信是否也在清除之列，好在以后也没有人再同我谈起这个问题了。其时，我的年龄已过了半百，别人说我是“老运动员”，也由人说去了，于我已经无所谓了。“世事洞明皆学问”，我无法洞察别人，对自己总可以洞察一下，于世事已无所求了。
近日，在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的《传记文学》上看到一篇题为《从苏联劳改营到中国“牛棚”》的文章，写的是李正文的坎坷人生。李正文是一九三○年参加革命的，一九三二年五月成为中共党员，曾在北平“左联”担任执行委员，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以朝圣者的心情踏上苏联国土。朝圣者正好遇上了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受害者达五百万人之多，李正文被以“日本间谍”的罪名投入了监狱。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俄文名叫索妮亚的中国女人写的诬告信。这诬告信是可以编入什么“大全”里去的，其内容有：一、李正文在五一劳动节从没有喝过酒，这是反对国际劳动节；二、极少去莫斯科城里参观，这是不愿看到苏联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三、认购公债以及对西班牙革命的贡献多，这是有意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四、懂日文，母亲是日本人，一定是日本特务。对这女人来说，连同她一起居住在莫斯科郊区共产党人宿舍的共是四男二女，结果是除这个女人以外，其他的都在她的诬告信的作用下被捕了。看来这诬告信的威力还真不小。她则可在这种出卖良知中得到“积极分子”的称号。由此我连同想到我们这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多少人也是以这种卑劣的手段作为进身之阶的？而这种“积极分子”却又是得到了来自最高层的有力保护的。在《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明文规定了，即使“不够右派”而当作右派斗争的，为了“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也“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而只是“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再找一个“适当时机”“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就是说，划错了，也不必认错的，原因之一即是为了保护积极分子的“正义感”（？）。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更是明确列上了，凡“污蔑”革命积极分子的，应划为右派。如此，这类“积极分子”怎么不会代代相传？
由此，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总有人说，对“造反派”，他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不过是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蒙蔽，才做了错事。这是在粉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后的评说了，而如果林、江的阴谋得逞，这些“造反派”不也就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过去的政治运动作借鉴的，“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是叫了多少年的口号了，要获得进身之阶，这是一条有成例可援的捷径——谁知这次竟然不灵了呢！也总算现在是宣布了不再搞“运动”，这才堵住了这些拟当“积极分子”者们的腾达之路。
因《传记文学》上的这篇文章，我这才知道了原来告密者是可以这样厚颜无耻的。这里，我倒想提一个建议：分门别类编一套告密丛书如何？把各式各样的告密信搜集汇编起来出版，估计很会有读者。积几十年之告密材料，即使有所散失，保存着的肯定不少，如至今还安卧在各人的档案袋里还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文件”的。当然有难度，还得再清理一下数以几百万计的干部档案，但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不可小估的，可以教育今人也可以教育后人，让人知道什么是告密者的嘴脸。
如今看那个叫索妮亚的中国女人所写的诬告信，仿佛是天方夜谭，但为什么这类文字居然会被苏联的肃反当局所重视且认真对待？所以，如果要编这套告密丛书最好还能附上当事人的说明。这当事人包括两方面，一为处理人者是为何处理的，一为被处理者因这告密信而所受到的待遇。
不知这个建议能否为出版社所采纳？
附言：既是写实，则一切均应确凿无误而不带丝毫虚构。因之，文中提到的人名也一律为真名实姓。我不想用什么代号来代替，有冒犯之处，请他们谅解；也申明一句：如有不实，我负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