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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经验。胡塞尔说他追求哲学的纯粹结果就像他小时候磨小刀，总是唯恐不够锋利，于是磨呀磨，有一天突然发现小刀磨没了。
维特根斯坦说他父亲是个生意人，而他的哲学也无非是想把能够算清楚的事情像算账一样一笔一笔地算清楚。
郭广昌经常做一个实验，他会随便在什么地方（如在路口），看着随便发生的一切事情，如行人、汽车、堵塞、违规、罚款等。替所有事情着想，同时反对自己一贯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心神错乱”地发现，所有事情的道理是如此互相矛盾并且自相矛盾，而又都非常合理。他觉得，这就是哲学要追寻的“真实”。
出鞘：无形更胜有形
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以后，以前认识的很多人都问郭广昌，你学哲学到底干什么用？郭广昌也在反思，哲学的用处是什么？吃穿住行好像都不可以，也不能帮助你增长工资，无法叫你存活于世界上。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研究哲学呢？
哲学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爱好，一种终生的像鸦片般上瘾的爱好。学习哲学，其实是学习人生，学习一种态度。哲学的作用就是打开你的视野，开放你的心灵，使你在迷茫中追寻真理的曙光。因此，哲学带给人类的往往是痛苦和迷惑、不解和抑郁。世间万物追寻等价交换原则，追求智慧和真理必定要越过无比艰辛的无人理解的孤独的荆棘路。前人尸骨未寒，后人已经开始披荆斩棘。
郭广昌觉得，身边的人问他“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他：孔子为什么伟大，孔子的人生哲学有什么亘古永恒的精神内核，影响了华夏几千年而未曾中断。这就是哲学的无形力量。
孔子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经济、政治、社会正在发生激烈变迁，导致华夏上古以来流传有序的宗教、文物、典章、制度即文化传统，在社会动乱和战乱中，面临崩溃和毁灭。而孔子则自觉和自发地承担起挽救这一伟大文化传统的使命。
商周时代，学术本来是国家及贵族的专利。但是经历东周的变乱、春秋的战乱、官学废弛、典章毁坏、图书流散，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挽救学术传统的工作，这就是他的“克己复礼”。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是教诲门徒。对弟子的选择，他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所谓“类”，既是指种族、氏族、族姓，也是指阶级、等级。这在当时那种贵族垄断一切社会文化资源的时代，是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郭广昌对孔子的理解跨越了普通人对儒家“封建、守旧”的印象，他结合了历史、社会实践，还原了一个真实、自由的文化伟人形象。在这件事上，马克思著作中注重考量的“理论结合实践”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了他的方法论运用，长久以来积累的哲学方法论开始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发挥作用。
他进一步读懂了孔子与历史上许多博学的学问家共通的地方——苦学。正是这种学术传统使得儒家哲学在无形中渗入了华夏文化的经脉之中，源源不断地流传了下去。哲学以无形的体例胜过了许多有形的科技，作为精神食粮，抚育了无数处于黑暗中的灵魂，激励他们在希望中生生不息。
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这些书在孔子的时代，其意义已经晦暗不明。孔子为读通它们不羞上问（如问天道于老子），也不耻下问。他的苦学使他自我修养成为当时列国中最博学的人。
郭广昌对孔子和儒家的研究使他变得更加平和，也更加明智。在大学里，他变得愈发活跃起来，参与各种社团，积极组织学生活动，而在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尤其注意“仁义”和“知耻”。
“仁”字的字形是“二”与“人”的合文。通过查阅大量哲学典籍，郭广昌领悟到了“仁”字的字源。其实，“仁”就是怀孕之“妊”的会意字，所以其字记做“二人”。母子二人相连为“仁”，母子之情亦为“仁”，所以“仁”的引申义就是爱心。
“耻，羞也。”在儒家的人格体系中，耻是另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所谓“知耻近乎勇”，耻就是自尊。
在郭广昌看来，哲学体系遭到部分破坏之后必然会出现价值沦丧。当今社会上，许多人唯利是图、不讲道义，正是因为传统哲学被一概否定了，维系社会千百年的精华成分也一并丢失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是不可或缺的，其根本作用是科技进步所无从解决的。
认识到这一点，郭广昌对哲学的热爱更加坚定了。在日后从商的过程中，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人生信条，讲仁义、重尊严，时刻将自己和民族、社会联系起来看问题。博大的胸怀和多元的知识架构让他在商场上充满了大智慧、大眼界。
第二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古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精神境界。然而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这句话或许应该改一改。“实践出真知”，读书固然重要，但一味读书，而不去实地体验书中所言，最终会落个“纸上谈兵”的结局。
在复旦，各种学生组织激荡着郭广昌积极向上的心态。在社团里锻炼起来的组织能力让郭广昌在暑期成功地进行了两次“理想之旅”，第一次是小试牛刀，一个人沿着大运河北上，实现了由来已久的行路梦；第二次他组织了十几个同学，沿着海岸线南下，对沿途城市的经济概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对于一生的旅途而言，这两次“行万里路”使郭广昌的眼光更开阔，也让他的风云之梦更澎湃。
历史的足迹：从大运河到北京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走遍河山可饱览历史。中国领先了世界2 000年，落后世界只有100多年。在这片土地上，有数之不尽的历史文化遗产，但人们往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距离曾经的世界巅峰如此之近，却总是无心去了解它们。
郭广昌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记住了课文中描绘的那条“京杭大运河”，这条举世闻名的运河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河道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其长度为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当再次面对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时，郭广昌那颗渴望燃烧的心火烧火燎起来。
大学课堂上，听老师讲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的时候；大多是空谈理论；对于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却不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郭广昌吃得起苦；唯一的缺点是阅历比较浅。书本毕竟存在偏颇，读再多的书，还是不明白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987年暑假，郭广昌一个人沿大运河考察到了北京。青春像一堆柴；在冒烟就是没有燃烧。于是；郭广昌带着200块钱；骑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踏上了“触摸”京杭大运河的旅程。正如郭广昌所言：“只要轮子在转；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大运河北起北京通州，南达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六大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 794公里。
郭广昌每到一地，就拿出地图，仔细搜寻图纸上标示的地理位置，然后和眼前看到的实物进行比照。时不时地还拿出纸笔，把感想随时记录下来。每次他在抄录标志性建筑物的官方说明时，总会联想起千百年前的一幅幅历史图景。
大约2 500年前，吴王夫差挖邗沟，开通了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并修筑了邗城，运河由此诞生。今天所说的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前后共持续了1 779年。
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与长城相媲美。
在领略京杭大运河宏伟奇景的同时，郭广昌也为历史的匆匆脚步黯然神伤。他看着斑驳的河岸长满了绿苔，看到古老的石桥上彩练不再，一股历史的悲凉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那天晚上，他借宿在当地一位老乡家里，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郭广昌了解到运河两岸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实景。
当时，运河整改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旅游业在国内还不像今天这么红火。普通人家还没有从改革中富有起来，但对于运河，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京杭大运河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母亲河。郭广昌细细体味着他们的心情，他心想，如果大运河也能像长城那么有名，来这儿旅游的人就会多起来，大运河的历史和文化也能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但是，如何提升大运河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呢？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呢？如果大运河也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名望值必定成几何式增长。
郭广昌没想到，当时的这个想法在今天终于被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相关部门已经从战略高度，启动了对京杭大运河的整改工作，有关专家、沿岸政府参加并鼎力支持的研究机构正在全面摸清大运河“家底”，尽快制定大运河整体保护规划，并将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20天之后，带着厚厚的考察笔记，郭广昌终于抵达了运河的终点——北京通州。
通州自古以“通天下”得名，是大运河的起点。在通州逗留一日之后，郭广昌蹬着自行车向八达岭长城进发了。16个小时在郭广昌不断踩动的双脚下一点点地过去。近了，更近了，在望到八达岭雄关的那一刻，郭广昌忘掉了浑身的疲惫，加劲骑着自行车。也许是他太心急，也许是好事多磨，这时候，车胎突然没气了。郭广昌看一眼瘪瘪的车胎，再看一眼不远处巍峨的八达岭，不由得苦笑了一下。既然不能骑车了，那就徒步，20天都过来了，难道在最后一天止步吗？他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朝着长城入口处走去，回头看看，身后是一串和着汗水和泥土的脚印，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历史的足迹。
想到这儿，他笑了，这笑容里带着一路风尘，而更多的是欣慰和幸福。
经济的脉络：黄金海岸3 000里
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之后，郭广昌发现相对于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而言，经济基础才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东西；而哲学更多的是去影响和引导人类的走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谁都无法找到一种办法让中国一夜之间追上发达国家；还是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做比较现实。于是，郭广昌开始对经济学越来越感兴趣。
1988年，恰逢海南建省，郭广昌对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岛产生了向往。这年暑假，他组织了十几个同学搞了个“黄金海岸3 000里”的活动。他们自上海出发，豪情满怀地骑着自行车，一路南行奔向海南。郭广昌选择了沿东南海岸线骑行，他说因为当时国家的5个经济特区都在这条线上。从东海到南海，他们一路走、一路调查、一路思考，既感受了这些经济特区火热的发展势头，也看到了不少社会问题。
到了海南，他们停留了六七天。郭广昌印象最深的就是十万人才下海南接受市场经济洗礼的情景，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同时，文昌鸡的香味至今让他不能忘怀。
大学毕业时，郭广昌当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