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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名言这些年传得很广：“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讲：“上帝不思考，人们就发怒。”偶像，偶像，汝当自重。
金庸先生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中间最有成就的一位，此话没有任何揶揄成分。他的十多部武侠小说，风行全球，从创作的数量、作品发行量和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频繁比较，鲁迅、钱锺书、沈从文、巴金都没法和他比；他还长期主持《明报》，写了大量的时评文章。金庸先生自己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批彭德怀、邓拓，我反对，后来他们又批邓小平，我坚决反对，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当时邓小平也看到了，所以，邓小平才会邀请我访问大陆。”〔7〕金庸先生讲的是历史事实，他之受到尊重也正是因为他在那时候有独立思考的条件，也有独立思考的勇气，甚至可以说，那一时期的金庸先生也正是因为思想而激发出文采，因“真”和“善”而极于“美”。那一时期也有另外的作家如韩素音，同样有独立思考的条件，却写了大量的为“四人帮”捧场的文章，所以，金庸先生当时之所为，可圈可点。金庸先生也应该知道，在他写那些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文章之时，中国大陆的文化人却是没有写这样文章的基本条件的。张志新可能没有金庸先生的文采，却也有“不平则鸣”的表达，她的文章从来没有印刷发行，她自己却被割断了喉管。长达几十年迥若宵壤的残酷对比，这成功者在欣幸之余，也该悲从中来。
金庸先生是一个老报人，在充分享受了新闻自由的快乐之后，他希望“内地的新闻媒介应该像解放军一样保家卫国”〔8〕。这又是金庸先生的一个矛盾。在金庸先生喝着咖啡为《明报》写时评的时候，大陆的新闻界还远不敢自称“媒介”。那时候，不仅是新闻界，连文艺界，也是和“解放军一样”“拿起笔作刀枪”的。金庸先生自己反对“文以载道”，却希望别人以血肉卫道，这也真是几十年文化专制和隔绝演绎出的怪事奇谈。十多年前，有位台湾作家颜元叔批评《中国环境报》的记者发表了“长江正在变为黄河”的文章，认为这是“糟蹋你自己的祖国的坏蛋”，好像他比大陆记者爱国一百倍。几年之后，长江不仅还在变成黄河，并且发生了淹死人的灾难，惹得朱基总理面对长江边上的“豆腐渣工程”痛骂王八旦。那位颜元叔还曾在大陆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五十二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他与她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9〕从文字里品味，我怀疑这位颜元叔是在拿大陆开涮，可是他偏偏曾经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典型。金庸先生自然不当和颜元叔同，但是，他们给大陆新闻媒介开的方子相同。然而，这发明权却似乎属于另外一个人，“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10〕今天投票选举“十大偶像”的大量青年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样响亮的语言出于谁口，金庸先生不应忘记。历史转了一个大圈，金庸先生可能也不会相信，他的语言怎么会和那样一个人相似乃尔。其实，大量忝为新闻媒介或者文艺从业人员者，也正是要服从自己的良心，才必须表现社会的真实。当年，像彭德怀、邓拓这样的冤狱发生时，大陆的媒介没有发出哪怕一丝正义的声音，而落得“海外人士”的专美。正是希望改变这样社会良心集体缺席的可怕局面，吾侪才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争取新闻的改革，使得它真正成为大众的喉舌，而不是变成不拿枪的军队。可以略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报道“长江正在变成黄河”一类事实的新闻起码已经没有被打成“卖国主义”的恐惧了。以新闻一道论，金庸先生所谓“应该像解放军一样保家卫国”之计，显然也是越来越没有市场。随着民智渐开，政治渐进，人们终会发现，为金庸先生建立政治功业的原是些人人能言而不可言的大实话。一个因为大实话可以有人掉脑袋，也可以有人得大名的社会，绝不是正常的社会。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社会。可是，社会如果发展到人人可以说大实话，金庸先生这偶像也会打折扣了。金庸先生所以这样反常识的摈弃“真”与“善”，厌弃“文以载道”，或者和他今天的身份不无关系。有报道：金庸最近到杭州待了几天，每天是高官大款轮番陪宴，他住的行馆是杭州市最漂亮的观景房间。他举办宴会的“黄金时段的游船”“需要市领导打招呼”，这样的煊赫，是从里到外都需要特殊保护的，这就难怪金庸先生会希望把新闻媒介和解放军等量齐观了。“文化偶像”人人心里可有，表现行藏却大是不同。且不要说死于忧愤的鲁迅，死于贫困的陈独秀，就是胡适和钱锺书，算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他们的行为终于都是“文化”。胡适至死没有改变他的文化理想；钱锺书对那些“经济搭台”唱出来的“文化戏”片言而揭其老底：“花些不明不白冤钱，请些不三不四闲人，说些不疼不痒废话。”与“废话”异曲同工甚至更加乏味的就是颠三倒四的话，自相矛盾的话，不负责任的话。纵观金庸先生荣膺“偶像”之后的谈话，岂不就是这样的一些“话”么？
注释：
〔1〕〔2〕〔3〕〔4〕〔5〕〔6〕〔7〕〔8〕《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第21版。
〔9〕《防左备忘录》，书海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29页。
〔10〕江青：《谈京剧革命》，转引自叶永烈著：《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也谈关羽
也 谈 关 羽
——评李存葆的《东方之神》
？ 黄忠晶
李存葆的《东方之神》（载于《十月》2002年第四期）被作者自己称为纪实文学（见《中篇小说选刊》2002年第六期该篇作品后所附作者创作谈）。我读了该“纪实文学”后的感觉是名不副实，如果可以开个玩笑的话，我宁可称它为“纪虚政论”：该作品纪录的事情大多不是史实，而是虚构的；形式上似乎侧重于历史考证，实际上依据的主要是小说和民间传说、故事；该作品并没有很强的文学性，较多地是在“纪虚”的基础上大发政治议论。
一
要谈关羽和三国的事情，陈寿的《三国志》应该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而李存葆的《东方之神》（下称李文）却说，陈寿是“坚定的拥曹派”，因其父曾受诸葛亮的髡刑，在写《三国志》时掺进个人恩怨，具体到《关羽传》，则“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陈寿修《三国志》，确实以曹魏为正统，但这并非他拥护曹魏，而是身为西晋臣子的缘故；西晋是继承曹魏的，因此他修史书，不能不以曹魏为正统。如果一定要说拥护谁的话，也只能说他拥护司马氏的西晋，与曹魏并不相干。
从有关史实看，陈寿在形式上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作为蜀汉旧臣，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倾向于蜀汉，从这个意义上倒可以说他是“坚定的拥刘派”。他给自己的书取名为《三国志》，就是表明魏、蜀、吴三国对等的意思。在材料的取舍上，他对曹丕称帝时群臣百余人劝进、颂德的表文均不记载，对刘备称汉中王和即皇帝位时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之文则大书特书，可以说明他的真实倾向。〔1〕
陈寿修史时因其父受诸葛亮髡刑而掺杂个人恩怨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自北魏以来，有许多学者为陈寿辩诬。其主要史实是，陈寿在西晋时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其中对诸葛亮做了公允的评价。清代学者王鸣盛综合朱彝尊、杭世骏两家之说并加以申述补充，指出：“（陈）寿入晋后，撰次《（诸葛）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诸葛）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清代另两位学者钱大昕、赵翼也指出，陈寿对于蜀汉人物，最推重的是诸葛亮，对其称颂不遗余力，所谓因私嫌而对诸葛亮有贬词的说法，是无识之论。〔2〕
由此看来，陈寿作为修史者，其职业道德是好的；他的《三国志》，正如历代史家所公认，是一部可称为“良史”的最有价值的三国史籍。我们要探求一个真实的关羽，不能不首先从《三国志》中找史实。而李文却说，由于政治态度和个人恩怨，陈寿在写《关羽传》时，“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这一评价也是毫无根据的。李文拿《武帝（曹操）纪》与《关羽传》的篇幅相比，一个“洋洋洒洒万余言”，一个不足千字，以此证明其论点，但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曹操是正统的开国帝王（故其传不叫《武帝传》而叫《武帝纪》，以示与其臣下等的区别），按照修史者的惯例，他的传记篇幅理应是最大的。而刘备、孙权虽不是正统，也是帝王，陈寿也给了他们较大篇幅。至于三国的臣子之传，其篇幅比帝王小得多，且大都是数人合为一传。《关羽传》紧接在《蜀书》的《诸葛亮传》之后，且为关张马黄赵五人合传之首，应该说是适当的，符合关羽在蜀国的地位。如果一定要比字数的话，也只应该拿《关羽传》与曹魏相当的大将传记相比，这里根本看不出陈寿有薄此厚彼的倾向。
李文说，关羽“亡命走涿州”，陈寿只写此五字，对其原因“讳莫如深”。李文确认其原因是“仗义杀人”，他叙述了民间传说的五种版本故事之一种，然后将这当成确凿不移的事实说：“正是关羽为民挥剑之一杀，才奠定了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而在《关羽传》中这本应不可或缺的一笔，却被陈寿老先生给‘贪污’了。”
这贪污之说不知从何而来？假如李文能够在其他史籍中找出关羽仗义杀人的事实，还可以说陈寿贪污；然而它连一条也找不出来，只是列举了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是不能当成确定的史实的，怎能说陈寿贪污，怎能说他故意“讳莫如深”？
在我看来，陈寿是真的不知道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