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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像宋帝国这样的王朝，还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有着经济的发达，文化的辉煌，但却也有着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最终却也能够苟安了三个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最为奇特的例子。
黄仁宇甚至还认为“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证据是“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的确，宋帝国的外弱形象下，掩藏着一种务实的气质。
宋朝还有不少善政：比如，整肃宫闱，没有女祸；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从内政绩效上看，汉、唐逊它一筹。
然而，宋王朝在历史地位上，却历来被史学家毫不客气地排在汉唐之后。
最大的把柄就在于祖国统一问题。说来可怜，两宋320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赵匡胤改国号为宋，但它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超过三个世纪的长命政权，宋朝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中国。即便在全盛的时候，也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宋朝撑不过三代就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奸臣佞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
1、大宋为什么一任国门洞开？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们分别是：幽州，即今日北京市区，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天津的蓟县；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北宋的建立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以宫廷政变方式取得政权；二是在“君弱臣强，方镇太重”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对赵宋统治者来说，如何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乃以此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于是“防弊”成为赵宋统治的最大特点。所谓“防弊”就是对一切威胁赵家统治之处皆预先防范。南宋叶适对此一语道破：“赵氏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
政治上，赵宋采用分散事权的办法削弱臣下权力，以防君弱臣强之弊。这种对臣下的不信任，使已被削弱的国家机器更加软弱无力。甚至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的可悲局面。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地方势大，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力量。赵宋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虽扭转了这种局面，但矫枉过正，由于是以刻意分散削弱臣下与地方权力来集权的，旧疾虽去，新弊又生，结果走向反面：造成国家机器几同虚设，极大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
大宋克服唐末五代藩镇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做潜在威胁，对之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犯的措施。其一，削弱地方军队。其二，实行养兵政策。从军者以当兵为职业，以军队为衣食父母，统治者养兵的本意就是要化害为利，增加稳定因素，也不愿强制淘汰老弱而影响军队的稳定。由于不能正常去弱留强，加上荒年大量从饥民中募兵，军队日益庞大而素质却日渐下降。养兵政策使宋军量增质降，数量虽众，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难与强悍的辽军争锋。其三，使兵将分离。赵宋皇帝把将领掌握兵权视作最大威胁，为消除隐患，就须使兵将分离。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手下将卒一无所知的统帅能率领他们去打胜仗；同样，将卒们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陌生统帅的号令，为之赴汤蹈火。兵将分离的军队绝不会是能征善战的军队，宋人已经在担心，这样的军队“缓急恐不可恃”。兵将分离违背了战争规律，进一步削弱了宋军战斗力。其四，越俎代庖，遥控指挥。北宋将权最弱，连其在外领兵作战，皇帝也要多方干预。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兵作战，将帅须审时度势，因敌制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北宋将领却不得不按皇帝亲定的方略或授以的阵图指挥作战，并受其所派心腹监军的监视，监军代表皇帝，都不能违抗。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事前闭门造车而成的方略阵图往往不合实际，遵从则于事不利，置之不顾便是抗旨，弄得将领们进退维谷，手足失措，宋军许多失利都与此有关。其五，用将非人。为使将领易制，防止“帅强则叛上”之患，大宋皇帝选用将帅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军事才能如何，而是是否恭顺听话，忠心不二。于是一些才能平庸但唯上命是从的人被委以重任。其六，军队配置重内轻外。北宋军队的全国配置也是以“防弊”为宗旨的。兵力配置不以御外敌为宗旨，专以防内患为目的：在京师置重兵以防诸道叛乱，其余军队则诸道分散配置，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重兵屯于内，兵势分于外。专意防内的军队配置，不能不削弱北宋对外的力量。
总之，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守内虚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将收复之事搁置一旁，故终北宋之世，燕云失地也未能收复。
2、帝国最大的政治疑案
赵匡胤之死及其弟赵匡义之即位，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或“斧声烛影”）与“金匮之盟”这两桩北宋初年最大的政治疑案，成了历史上的“千古之谜”。
正史中没有赵匡胤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匡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诏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
近年有些中外史学研究者提出，赵匡胤实为病殁。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在《宋太祖酒癖考》一文中认为，赵匡胤素嗜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学者刘洪涛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既然宴会在宫内，太宗是仓促应召，宴席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受了太宗谋害，就不可思议了”。“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即是由于躁狂忧郁病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脑溢血）症。”所以他的死亡实是病殁，不足为怪。因此，太祖之死并非太宗所杀，而“烛影斧声”之谜及历史传说，乃是后人捕风捉影的虚妄猜测。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太祖是太宗所杀。太祖之死极有可能是赵匡义在酒中下毒所致。酒中下毒是宋太宗的惯用手法，赵匡义早在开宝初年就结交豪俊，图谋不轨。到开宝九年（976年），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利用进宫饮酒之机，在酒中下毒，杀了宋太祖。也有人从宋太宗好色这一事实出发，指出，宋太宗因调戏太祖宠妃费氏，被太祖发现，遭到斥责，太宗乃起而杀兄，篡夺了皇位。
如果说宋太宗未杀其兄，那他是怎样登上皇位的呢？学者侯扬方认为，太宗即位并无太祖顾命，实属自立，他之所以顺利而毫无阻碍地登上皇位宝座，其原因就在于太祖统治时他有着显赫的地位。太宗年轻时曾参与策划陈桥兵变，有开国之功，后又为开封尹，封晋王，位尊权重，恩宠无比。而唐末到宋初，太子制度废置近百年，朝廷多以亲王兼京尹为储君。随着反对太宗即位的赵普罢相，太宗为亲王京尹俨然居储君之位。其时太祖诸子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故得以于太祖猝后无顾命而顺利入继。
如果说宋太宗弑兄篡位，那原因何在？皇权再分配不均，是赵匡义弑君杀兄、篡位夺权的一个原因。赵匡胤统治十七年，极力强化中央集权，但对其弟赵匡义发展私人势力缺乏应有的警惕。宰相赵普虽曾劝他除去匡义，但未被采纳，致使最后赵匡义起而杀掉其兄，登上皇位。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二人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另一个原因。另外，围绕着是否迁都洛阳的问题，也加深了赵氏兄弟之间的矛盾，而“烛影斧声”事件的出现，则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宗篡权成功的原因：太宗蓄谋已久，太祖毫无思想准备；太宗选择了最好时机；太宗在宫中收买、安插了内线。太宗弑君杀兄，篡位夺权，在封建社会实属大逆不道，他自知难以服众，因此，除笼络收买当时的文人学士外，还想法为自己的即位制造合法的根据：所谓“金匮之盟”、“手足之情”、“天命所归”、“真命天子”。
关于“金匮之盟”，据文献记载，是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在临终前要赵匡胤按立长的原则，在死后把皇位传给其弟匡义，再由匡义传给廷美，并要宰相赵普写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