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统一，因为争取打胜，减少伤亡，是每一个指战员和战士的基本想法。至于如何具体作战，还是要看经验，靠一种什么思想取胜，那是扯淡，跟愚昧的义和团，大刀会有什么两样？老毛三年就打败了老蒋，他可能打心里觉着从头来他也不怕，要不为什么老提大不了再去上山打游击呢！他也许从来没有去考虑他用掉了多少历史上积累的资源，他的胜利不光是他和他的一群核心人物的正确判断和坚持不泄的努力，更积淀了远自晚清遭受的屈辱，近由抗日战争集中调动起来的巨大能量。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显然被过份夸大了。他的治国方略更是没有被检验过，光是靠带领党和军队渡过层层危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的政权，不能保证他之后不犯错误。把他捧上神位，并一再从容他破坏民主制度的建立，鼓励不切实际的冒进，残酷整肃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集体与个人，虽然所有人都有责任，但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官僚全都该付主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不批毛，一旦清算起来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也许不少读者会感到不满，在这么大篇幅的个人回忆录里吴法宪一点也没有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更别说批判了。我却不认为骂共产党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象吴法宪这样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奔忙的人，他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努力呢？离开了这个集体他就不能体现他个人的价值。他的结局不如其他一些同僚的好，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个政权就应该怀恨在心。他笔下的林彪令人敬畏，对话简短精炼，有性格，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翻案文章那样的鲜明倾向，却生动而充满了怀念之情。如果说他有所悔恨，那是他迫于形势为了自保而伤害了他尊敬的同事和上级，象揭发黄克诚的小金库，打陈再道一个耳光，甚至对别的指挥官在行军途中因为一时冲动枪毙了骑兵排一个年轻战士，都说明这些事情曾经使他内心受到冲击，到了老年仍然耿耿于怀。
吴法宪没有象有的老人那样，揣着糊涂装明白。他在自序中说：“不虚构，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明摆着他对现成的结论是不接受的。对于一个人物的评判就象对历史本身，各个阶层，各个时期都会不同，要看如何对待所掌握的资料，更关键的是如何保存和收集尽可能全面的第一手记录，在这一点上吴法宪的叙述无疑是宝贵的。我很反感盖棺论定的说法，历史上那么多公案至今还众说纷纭，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情。尽管对原始材料采信的标准各有不一，起码应该允许人讲出来。都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了，现在还不能在市面上敞开发行，只得在香港出版，多别扭啊！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是一个对所有革命题材的文字倒了胃口的读者，没想到吴司令的人生资料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考，在此我记他一大功！
吴法宪回忆录将对林滮事件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我在一口气看完《往事》第49期刊载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节选）后感到很兴奋，我认为它将会对文革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吴法宪是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过去他的一些供词曾被作为给林彪事件定性的重要依据。九一三后，在专案组的逼供下，吴法宪写了大量的材料，提供了不少历史细节。他写的材料过去就曾被一些细心的人们所质疑，现在吴法宪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这必然会对过去以他所写材料为依据而写成的历史产生颠覆性影响。现择其要者陈述于下，以飨读者。
1．
否定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最重要的证据。过去认定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而且由吴法宪招供的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成为最主要的证据。现在吴法宪翻供说，这话是汪东兴说的，九一三以后的专案组逼迫他将此话安在叶群头上。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庐）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2．
披露了八届十一届中全会期间毛周关于用林彪替换刘少奇的经过。过去人们只知道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开始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而对其中的细节一无所知。吴法宪当时接周恩来命令派飞机将身在大连的林彪接至北京，并亲耳听周恩来细说此事。吴在回忆录中说：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它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br》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着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3．
吴法宪回忆录道出了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的由来。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江青想拉拢黄等，黄并不买账，矛盾逐渐尖锐。吴法宪说：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玉成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