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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类历史是充满苦难的历史。我们希望从这里能为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一个深远的总体背景。我们有太多的人类通史，在这些通史中通常是把人类历史描绘成或者表述为文明的发展进步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有关于人类的欲望史、罪恶史、苦难史来作为偏史？
历史就这样来到了二十世纪的路口，我们已经看到堆积在存在主义周围的苦难。
在这个世纪里人类所发生的事件中，没有什么比两次世界大战更广为人知的了。
世界大战是存在主义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背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整个世界。德国大败于协约国。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兴盛起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在德国思想论坛上向人类宣布了他们关于存在的思想。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著作大都发表于战后，看一看他们主要著作的目录表：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1927年）《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年）《论真理的本质》（1943年）《论人道主义》（1947年）《林中路》（1949年）
雅斯贝尔斯：
《哲学》（三卷本，1924——l931年）《理性与存在》（1935年）《生存哲学》（1938年）《论真理》（1947年）
这些都是哲学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和三十年代，存在主义文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很有限。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在一战之后，其与一战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存在主义以哲学思想的形式首先在德国兴起，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创巨深；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擅长思辩的传统。
法国是存在主义获得发展尤其是存在主义文学勃兴的一个主要的国度。存在主义文学流行于法国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方面由于存在主义哲学传播和向文学领域渗透要经过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前，由于马塞尔的努力，法国已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马塞尔这位忧郁善感的哲学家和剧作家。在一九二五年前后，第一次把克尔凯戈尔的存在主义学说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创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带有超验的、神秘的宗教色彩。在他的戏剧中，人物大多是忧郁型的悲剧角色，作者描写了他们的灵魂和肉体的矛盾冲突，在绝望中灵魂痛苦挣扎，向上帝求助。马塞尔的学说和作品受到基督教教会的抵制，也没有产生杰出的追随者，因此，二战前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这或许因为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法国人在浅薄的胜利陶醉中没有找准自己的感觉。二战虽然以德国法西斯失败而告终，但法国却在这之前尝够了失败的滋味。一九四○年，德军越过阿登山脉，拥有五百多万军队的法国，在不到六周的时间里就被打得一败涂地，缴械投降。最为屈辱的是，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投降时在贡比涅森林的同一块空地上的同一节车厢里，法国签订了投降条约。从此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法国被分为两部分，北方三分之二的地区由德国直接占领，在南方，德国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由投降派贝当做总理。而在这之前，法国实际上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长期奉行绥靖主义政策造就了一个为失败主义情绪所左右的政府，向德宣战后，不发动任何攻势，坐等德国人来进攻。这不如说是对赢得这场战争完全丧失信心而坐等失败的到来。由于战争和战争失败，存在主义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法国流行起来就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了。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大师，他的长达七百页的存在主义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就是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他的一系列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不少都写在这个时期：
《墙》，短篇小说，1937年；
《厌恶》，长篇小说，1938年；
《墙》，短篇小说集，1939年；
《苍蝇》，剧本，1943年；
《密室》，剧本，1944年；
《理智之年》和《延缓》，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第二部，1945年。
就在一九四五年，萨特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著名讲演，这就后来我们读到的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本书。战后萨特又发表出版了许多著作，如《死无葬身之地》（1946年）， 《肮脏的手》（1948年）、《自由之路》第三部《心灵之死》（1949年）、《魔鬼与上帝》（1951年）等。除萨特之外，这时期的法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如梅洛—庞蒂，这位比萨特更出生气的萨特同学，法兰西学院的哲学讲座教授，是在法国地位仅次于萨特的一个存在主义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有《行为的结构》（1942年）、《知觉现象学》（1945年）、《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年）、《辩证法的探险》（1955年）等。加缪和波伏瓦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两位不可忽视的作家和思想家，尽管前者并不承认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是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被视为青年的精神导师。波伏瓦以她丰富的著作和著作中所表述的独具锋芒的思想以及与萨特的特殊关系而名重一时，她的作品被公认为是典型的存在主义作品。
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存在主义的一代辉煌。战争把人类带进苦难的深渊，促使人们去思考人类的命运，审视人性和生存境遇。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战争的规模、酷烈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都是历史上所有的战争无法与之比拟的。下列两组枯燥的数字二十世纪的人类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从1914年8月爆发到1918年11月结束历时4年3个月的战争共有三十一个国家参战，卷入战争的人口达十五亿，约占当时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交战双方（协约国与同盟国）动员的兵力达七千多万人，占男性劳力的百分之五十。战争中双方死亡军人达一亿三千多万人，受伤和失踪者两千多万人。而平民因战乱而死亡人数又远远超过军队。仅以俄国为例，大约有两亿八千万人在战争中受损，死亡、受伤，或者失踪，占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双方军费开支高达两千多亿美元，而生产和财产损失更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结束，战火遍及全世界两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先后有六十一个国家、二十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交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一亿一千万人。军民伤亡人数达一亿，其中死亡达六千多万人。主要参战国家死亡人数：苏联损失战斗人员一千一百万，平民七百万；德国损失战斗人员三百五十万，平民近一百万；中国损失战斗人员约一百五十万，平民两千多万；日本损失战斗人员一百三十万，平民七十万；波兰六百万人，南斯拉夫一百七十万人，法国六十万人，美国四十万人，英国古十八万人。军费消耗一亿一千万美元，直接经济损失四万亿美元以上。
从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了。想象一下上千万人的军队洪水般漫过无数的和平的村庄、城镇时的情景吧，想象一下枪弹的暴风雨和坦车、装甲车、飞机的轰鸣吧，想象一下戴着不同徽记的士兵扣动扳机向素不相识的同类射杀的场面吧，想象一下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军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和日本关东军拿中国人做细菌武器试验的兵工厂吧，……无数的孩子失去父母，无数的家庭被毁掉，无数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于战火；土地荒芜，工厂倒闭，村庄被夷为平地，城镇变成废墟，尸骨遍野，血流漂杵，人民啼饥号寒、痛不欲生。战争无情地摧毁了人类的尊严，生命变得无足轻重，战争使人类丧失理性，整个地球仿佛是一座疯狂的屠场。当德军一百九十个师五百五十万人、三千五百辆坦克、四千架飞机在苏联西部两千八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同时向苏联的腹地、向莫斯科推进时，有谁在关注在皮靴、车轮和履带下呻吟、倒毙的生命？一切光荣与梦想、高贵与美丽、理性与秩序都随着生命被邪恶践踏而坍塌。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就曾预言“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将会到来，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因袭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起”。对于亲身经历了空前浩劫的人们来说，更为深刻的是对生命的不公命运的切肤之感。萨特在后来谈到长篇小说《厌恶》（初名《忧郁》）创作感受时说：“我在三十岁上，露了一手，在《厌恶》中，——确实真诚地，这大家可以相信——记下我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我看到不少儿童饥饿而死。面对一个垂死的孩子，我的《厌恶》真是无足轻重了。”这篇完成于1936年，发表于1938年的作品虽然还不是直接取自于二战期间的生存体验，但作者无疑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表达了他生存的焦虑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注。剧本《死无葬身之地》则直接表现了战争使生命“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这一令人困惑的存在真实。加缪从战争中看到了死亡和恶对人类生活不可改变的影响力。他的小说《鼠疫》最后一句话是：“也许有一天，为了使人类吃到苦头，受到教育，鼠疫将再度唤醒它的老鼠，送它们去死在一个幸福的城市里。”
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人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战争给人类留下恐怖的回忆和不尽的思索，人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舔舔精神伤口，驱除心灵中世界末日的阴影。且不说俄国、苏联，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亡或致残对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单说日本，这个生长过嗜血成狂的军国主义的国家，在原子弹爆炸的冲天火光中数十万生灵痉挛窒息的地方燃起长明灯，应足以说明从梦魇中醒来后的恐惧了。但愿这不只是对广岛、长崎的无辜牺牲者的负罪忏悔，而更应是对其野蛮的暴行、灭绝人性的杀戮铸成的全部罪孽的自我审判。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还远不止这些。希特勒的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