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地维护着传统的一切，却面临新的潮流，陷入不适应的困惑之中，从而导致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悲剧因素和喜剧色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然，“黄春明在丰富的土地和社群经验中累积对民间文化的了解，使他既可以用较客观的眼光去看待风俗民情，而不会一味以科技文明二度启蒙的工具理性斥之为荒诞、无稽，并且细说这些由经验累积的古传智能的因由；又能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人性中狡智却不失圆融的生存策略——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保持平衡流动的循环关系，而对此狡智的自我意识过度膨胀时，所形成排他或贪婪也有较弹性的诠释，或以嘲讽的手法予以揶揄。”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憨钦仔被认为是黄春明刻画得最为成功、性格最复杂的一个人物，可以视为通观我们民族国民性的复杂集合体之一。
当然，小说还通过憨钦仔的悲剧，提请人们注意现代文明对于传统人性和道德的无情摧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知道，憨钦仔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城市文明通过小镇进入台湾农村，而农村中大量廉价劳动力又经由小镇流向城市的社会转型时期。憨钦仔不占有任何一点生产资料，处于小镇社会中的最底层，是所谓的“城市贫民”，面临的是严峻的生存与尊严的威胁。憨钦仔作为生存于台湾罗东小镇社会最底层的浮游生物，虽然他仍可能会有一些剩余价值，但作为工商经济后盾的现代科技的进步，已经注定了打锣这种传统职业的没落和憨钦仔必将被时代的巨浪淹没的悲剧命运。换句话说，憨钦仔生活在台湾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经济的转型引起了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变动，这个变动也无形中从憨钦仔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反映出来了。他打锣的这个简单劳动，被装有扩大机的三轮车所代替，于是，饭碗被砸碎的憨钦仔一下子从无忧无虑的生活跌进了“啃棺材板”的罗汉脚中间。憨钦仔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生活的变化，是和资本的积累与侵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装着扩大机的三轮车的出现，预示着的不仅是时代的进步与世事的变迁，而且象征了传统文明的节节溃败。然而，憨钦仔对此懵懂不解，徒然以“不合体统”的过时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一新事物。这样的他，不仅不能正视自己的不幸，更不明白不失时机地调整自己的位置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很快就被社会抛到了边缘。陷入了生存危机的他不知所措，只能消极地听凭命运折磨，而且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没有技术的雇工，使得他既不能像保守农民那样固守家园，又不能像打工仔一样投身于新的经济浪潮，因此其自身与环境的龃龉便频频发生了，由此也生发出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在与茄冬树的罗汉脚们为伍时，爱面子的憨钦仔仍放不下那副臭架子，时时夸耀自己辉煌的过去，用谎言和欺瞒掩饰现实的窘境。虽然这种“含笑”的悲剧表达了作者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同情和嘲讽皆有，但是对于冲击乡土的现代潮流，小说则采取了辩证的态度，既肯定又否定。憨钦仔因思想“落伍”跟不上“现代化”的脚步，于是被时代无情地淘汰、遗弃与牺牲掉了。这当然是悲剧！憨钦仔的身虽然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时代，但他的心却仍停留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乡土社会中，因此他或许有办法克服天灾，但人祸到来时却无能为力，因此出现了憨钦仔骗取小商店的赊欠和遭债主仁寿的当街殴打与羞辱的情形。虽然在现实上他已沦落到不得不去与茄冬树下的罗汉脚为伍的情况，但因为在精神上仍停留在过去的意识与尊敬中，因而与罗汉脚之间新建立的人际关系中也产生了各种的矛盾。至于憨钦仔那面先闲置后被击碎的铜锣，不仅是“小人物”心灵遭受严重伤害与悲惨命运的象征，而且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面前碎裂的象征。由此可见，憨钦仔的不幸，绝非单纯的个人不幸，更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不幸，它体现的是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价值在现代逐渐消亡的过程。小说显然已经将“小人物”对环境认知不足的“无知”与追求尊严过程中的“缺陷”置于孤立无援的绝望处境下，对这情境下“小人物”的卑下与悲怜做了最精彩的嘲讽。小说借助憨钦仔这个人物在历史变迁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不仅表现出他的精神世界和生活追求，而且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生命的庄严与人的价值，更为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而正因为如此，憨钦仔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当代台湾文学史的画廊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四节 《鱼》、《癣》与《两个油漆匠》
自创作了《青番公的故事》与《溺死一只老猫》两篇佳作之后，黄春明以《鱼》、《癣》和《两个油漆匠》这三篇小说形象地回答了一个问题——那些在现代工商大潮冲击下，告别了“传统”、离开了乡土的青番公和阿盛伯的子孙们进入城市后是否因而获得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短篇小说《鱼》曾经入选台湾国中课本，影响颇大。这个故事的情节虽然很简单，但是人物于生活的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却显得真诚、执著而令人难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祖孙——疼爱孙子却脾气火爆的阿公与孝顺却个性忸怩的孙子阿苍。住在埤头山上的祖父送疼爱的孙子阿苍到镇上去当木匠的学徒。临行前，相依相爱的祖孙俩相互承诺努力替对方完成各自的一桩心愿：祖父承诺多养几只羊，好卖了钱后为阿苍买一整套木匠工具；孙子则允诺从城里为祖父买一条山里看不到的鱼回来作为报答。这个故事发展的关键就维系在这两个承诺上。
故事开始时，阿苍正在回家的路途上，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跟着木匠当学徒不得不长期离家在外，只能不定期回家探望他的祖父及弟妹。在途中，他一再回想起一年多前离开祖父那一天的情形，下面便是祖孙之间的精彩对话片段，为故事随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阿苍，下次回家来的时候，最好能带一条鱼回来。住在山上想吃海鱼真不便。带大一点的鱼更好。”
“下次回来，那不知是要在什么时候？”
“我是说你回来时。”
“那要看师傅啊！”
“是啊！所以我说回来时，带一条鱼回来。”
“回来？回来也不一定有钱。”
“我是说有钱的时候。”
“那也要看师傅啊！”
“他什么时候才会给你钱？”
“是你带我去的。不是说要做三年四个月的徒弟不拿钱吗？”
“没错，我们是去学人家的功夫。”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贫穷与卑微，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了他们的忍耐与期待，更感动于祖父对孙子的疼爱、对孙子艰苦学徒生活的关切，以及孙子身不由己、听天由命的无奈态度。不过，阿苍在山下短短的时间里，就做到了他爷爷一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也许将因成为木匠而永远脱离山上的生活。阿苍在满徒回家时为节省巴士钱，请求木匠借给他一辆破旧的脚踏车，一路折腾着往家里骑，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他没有忘记祖父的叮嘱而带回了一条很大的鲣仔鱼。
“阿公，我没忘记。我带条鱼回来了。是一条鲣仔鱼哪！”阿苍一再把一种类似胜利的喜悦，在心里反复地自语着。一路上，他想象到弟弟和妹妹见了鲣仔鱼时的大眼睛，还想象到老人伸手挟鱼的筷子的颤抖。“阿公，再过两个月我就是木匠啦！”
对于阿苍而言，这条三斤半重的“鲣仔鱼”代表的是成就感，是他孝敬祖父的爱心，是他成为弟妹们的骄傲的一种标志。然而，他只顾兴奋地幻想，却没留意挂在自行车把上的鱼掉在了半路上，车把上只剩下空空的野芋叶子了，当他发觉之后，重新回到两公里外找到那条鱼时，鱼已被卡车碾轧成了一幅鱼的图案，只留下一条鱼的影子在路面上。这个打击对阿苍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原来的喜悦顿时变成了伤心，回去后因懊恼赌气和祖父产生了“冲突”。阿苍一再说明他买了鱼回来，但阿公一再痛心地说：“鱼是买回来了，但是掉了。”孙子明明带回来了“鱼”，可祖父看到的却是“无”。阿苍揣摸不透祖父究竟是相信他？还是安慰他？而祖父对阿苍究竟是否真带回了鱼的那种理解、宽容而暧昧的态度又反过来折磨着孙子，结果孙子越是想证明自己就越是激怒了祖父，祖孙俩越是互相慰藉就越显得隔阂，导致本来亲密无间的祖孙关系，因彼此的怀疑而变得生疏了，最后终于变成相互的不信任。显然“鱼”不止是象征着祖孙俩深厚的亲情，也是两代人对于在现代社会里取得的“成就”或者“报酬”的不同感受，它还象征着吸引现代人去苦苦追求，最后却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的欲望。假若换一个角度思考，人们也许还可以把这篇小说当成一则寓言来解读，鱼和轧烂鱼的汽车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与隐喻，“鱼”是人的尊严与互信的意象，“鱼”的被汽车轧烂是人的尊严与互信的破碎。它暗示着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失望——满怀希望而离开乡土的贫困农民的下一代希冀实现的城市“淘金梦”的破灭。
值得玩味的是，在小说中，祖孙俩全都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阿苍下次回家那天，祖父果然实现了诺言，弄来一套木匠工具。阿苍虽然没忘了买鱼回来，却不幸中途掉了，被过路的卡车轧成了糊。小说中祖父一再谈到“山上的人想吃海鱼真不方便”，“因为鱼很贵，并且卖鱼的贩子，每人都像土匪，他们不是抢人的秤头，就是加斤加两的”。在这里，“鱼”成了老人生活里的期待，他真的非常渴望孙子买鱼回来。当阿苍空手回家，哭着一再向祖父表明事情原委时，祖父一再表示相信的安慰话语，却因为两者之间内心希冀的错位而导致了亲人之间，在相互理解中走上了极端的方面。祖父因为对孙子一再安慰无效而被激起了怒气，而孙子则因无法诉明真相而感到伤心和委屈，只能不停地又哭又叫来宣泄。显然，阿苍的这种哭诉和强辩，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无理取闹，而是基于一个孩子强烈的人格自尊，因为他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允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祖父爱孙子却拿扁担打他，还不准他再踏进门，只因为孙子因懊恼使性子，因为祖父没有看到鱼，显然一下子无法完全理解孙子阿苍的难过、失望、气恼乃至于哭泣的心理。这时，“他们之间已经拉了一段很远的距离”。阿苍丢了鱼，对于抱怨、训斥、责骂，他都可以接受，惟独受不了的是被祖父认为说谎。祖父其实已经相信了孙子，孙子却不相信祖父会相信自己，仍然不停地坚持表白自己的诚实，一再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可见在祖孙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