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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艺术上颇见匠心，结构上正叙、倒叙、插叙交织进行，回忆与内心独白相互穿插，将主人公白梅的整个人生，包括她的身世背景、过往经历、眼前渴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全都一一叙述了。不但心理刻画技高一筹，象征、对比与隐喻也全都运用得得心应手；小说不是静止、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将它置于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等密切相关的外部世界的变化中来呈现，显得真实可信；而且小说语言朴实、自然而又富有个性，譬如渔港的热闹嘈杂、讨海人的戏谑打趣、妓院的煎熬挣扎、“雨夜花”歌声的沉痛、借“种”怀胎的决绝、村民抗灾场面的宏大、纯朴温厚的乡人情谊、患难姐妹的相濡以沫、养母的狠心与忏悔，生母的疼爱与不舍，以及孩子降生的磨难与喜悦等，全都写得栩栩如生，使丰富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相得益彰，全篇风格显得既写实又浪漫，引人入胜。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六节 《儿子的大玩偶》
发表于1968年的《儿子的大玩偶》是黄春明所有小说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一篇。“儿子的大玩偶”这一标题本身，就含有浓厚的嘲弄和滑稽意味。小说透过一个在小镇上从事广告宣传职业的广告人一日的生活，将台湾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艰难的挣扎沉痛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被迫丢失做人尊严的悲剧故事。故事以主人公坤树和妻子阿珠的冲突、误会和最后的和解为线索，叙述了坤树一天的生活情景，其中还大段插入了他的回忆与感想。由于黄春明刚到台北的时候，一度在广告界讨生活，除了“撰稿之外，还要跑客户”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33页。；他“自己写脚本，自己拍摄”同①，第259页。；先后在一家运动用品公司搞广告企划参阅了李潼《黄春明的再出发》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见1983年11月的《明道文艺》92期。；在一个鞋业集团担任企划协理参阅了陈白《黄春明有多重角色》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台北）联合晚报出版社1988年4月版。。这样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说明了黄春明与象征现代文明的“广告”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说他是一个“广告人”，真是一点都不为过，因此当他在创作中一再将“广告”写进去时，人们并不会感到意外或突兀，反而会觉得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篇作品就涉及到了相当多的广告知识，小说从一开始就直接告诉人们小镇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广告的”情况：
在外国有一种活儿，他们把它叫做“Sandwich—man”。小镇上，有一天突然也出现了这种活儿。但在此地却找不到一个专有的名词，也没有人知道这活儿应该叫什么。经过一段时日，不知道哪一个先叫起的，叫这活儿“广告的”。等到有人发觉这活儿已经有了名字的时候，小镇里大大小小的都管它叫“广告的”了。甚至连手抱的小孩，一听到母亲的哄骗说：“看哪，广告的来了！”马上就停止吵闹，而举头东张西望。
这是一个富有独特暗示意涵的开头，人们可以通过“Sandwich—man”即“广告人”，发现台湾乡土社会正在变迁的脚步。“Sandwich—man”的出现其实已经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一条敏感的讯息：一条象征着现代消费社会的“触须”，已经开始从台北那样的大都市试探着伸进了台湾古朴的乡镇了，而且以很快的速度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产生着深刻影响。六七十年代的台湾，象征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大众消费文化已开始无孔不入地伸向了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被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而这种动力所反映的是广告撰稿人大肆宣传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过分渲染的幻想世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压制创造性和个性，歪曲人类真实感情需要和情绪的一种闪闪发光的消费社会”参阅了［英］A？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中译本）中的相关内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9页。。可见，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深受广告影响的社会，这也是社会转型的脚步迈向台湾传统乡土社会时出现的特殊现象之一。小说透过敏锐眼光探入到主人公坤树的现实生存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世界中，将一个迫于生存压力而被迫扮演这种无奈的“广告人”角色的主人公精神上的分裂意识，以及他同环境之间不断冲突、抗争的悲喜剧关系鲜活地揭示了出来，深刻洞察了台湾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对人们心灵的深刻影响，将普通民众所面临的似乎是微不足道却又扣人心弦的进退维谷的处境形象地展示出来了。小说主人公坤树正式登场亮相时是这样一副古怪又滑稽的模样：
他的一身从头到脚都模仿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脸上的粉墨，教汗水给冲得像一尊逐渐溶化的蜡像，塞在鼻孔的小胡子，吸满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张着嘴巴呼吸；头顶上圆筒高帽的羽毛飘颤着。这一富于象征意味的西化的怪异形象的设计包装，完全是为了“广告人”肩上举着的电影广告和身前身后挂着的另外两张广告牌，前面的是“百草茶”，后面的是“蛔虫乐”。这样子他走路的姿态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累倒是累多了，能多要到几个钱，总比不累的好。他一直安慰着自己。
从干这活儿开始的那一天，他就后悔得急着想另找一样活儿干。对这种活儿他愈想愈觉得可笑，如果别人不笑他，他自己也要笑的，这种精神上的自虐，时时萦绕在脑际。
显然，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受雇于镇上新开张电影院的坤树，不得不化装成“广告人”，打扮得奇奇怪怪，戴着插着羽毛的圆筒高帽，涂着像鬼一样的花脸，不仅举着电影广告的看板，而且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胸前背后还附带挂满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广告，在炎炎的骄阳下流着汗水与泪水，忍着饥渴，一趟又一趟地穿行于小镇的大街小巷之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镇上居民的注意，以达宣传电影的效果，希望有更多的人会来看电影。就现代广告发展的历史而言，这种以身体当广告媒体的方式，是一种最原始的广告形态，也是属于一种流动的户外广告形态，在大城市中已经很少采用了；但在小镇上，这种流动的“活广告”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它的出现是台湾商业经济竞争的必然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坤树所担任的这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给他带来极大痛苦的广告工作却是来之不易的——这个以自己的身体充当广告媒介的构想，是他向镇上新开设的电影院老板竭力争取来的，是他维持全家生活的一份重要工作，因此他非常注重广告宣传效果的好坏：
看看人家的钟，也快三点十五分了。他得赶到火车站和那一班从北来的旅客冲个照面；这都是和老板事先订的约，例如在工厂下班，中学放学等等都得去和人潮冲个照面。
在这里，时钟“快到三点十五分了”就像身背后的一条鞭子似的狠狠驱赶着坤树，鲜明地表现了坤树内心深处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因为如果他的广告效果不好的话，可能会遭致再次失业的命运，而饭碗一旦保不住，那么接踵而至的种种可怕后遗症将是他不敢想象的，也是他无法面对与承受的。因此，每当电影院老板找他时，坤树都表现得十分失措，显得忐忑不安：“他脑子里一时忙乱的推测着经理的话和此时那冷淡的表情。他小心的将广告牌子靠在橱窗的空墙，把前后两块广告也卸下来，抱着高帽的手有点发颤。他真想多拖延一点时间，但能拖延的动作都做了，是他该说话了。他忧虑重重的转过身来，那湿了后又干的头发，牢牢地贴在头皮，额头和颧骨两边的白粉，早已被汗水冲淤在眉毛和内凹入的两颊的上沿，露出来的皮肤粗糙得像患了病。最后，他无意的把小胡子也摘下来，眼巴巴的站在那里，那模样就像不能说话的怪异的人形。”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正是由于害怕失去工作的紧张与焦虑所造成的。小说以生动的画面道出了主人公坤树的尴尬处境：
“呀，广告的来了！”围在零食摊里的一个妓女叫了出来。其余的纷纷转过脸来，看着坤树头顶上那一块广告牌子。
他机械的走近零食摊。
“喂！乐宫演什么啊？”有一位妓女等广告的走过他们的身边时问。
他机械的走过去。
“他发了什么神经病，这个人向来都不讲话的。”有人对着向坤树问话的那个妓女这样笑她。
“他是不是哑巴？”妓女们谈着。
“谁知道他？”
“也没有看他笑过，那副脸永远是那么死死的。”
他才离开她们没几步，她们的话他都听在心里。
“喂！广告的，来呀！我等你。”有一个妓女的吆喝向他追过来，在笑声中有人说：
“如果他真的来了不把你吓死才怪。”
他走远了，还听到那一个妓女又一句挑拨的吆喝。在巷尾，他笑了。
这里所展示的坤树的尴尬处境，缘于他向伯父借不到米，为了维持全家起码的生活，以及保住老婆阿珠肚子里的胎儿，不得不干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营生。他心里很明白“反正干这种活，引起人们注意和被疏落，对坤树同样是一种苦恼”。尽管连妓女和小贩都拿他耍笑，但坤树的滑稽形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小镇居民的猎奇心理，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共存于同一时空的新人“广告的”与古老的妓女一样，都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坤树那面无表情又沉默不语的行为，折射出的是现代消费社会里“小人物”被彻底忽略的“无名”存在状态，因为坤树本人已经由人而沦落成商品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坤树自己也希望别人看到的只是他身上挂的商品广告牌，而不是他这个人本身：
“真莫名其妙，注意我干什么？怎么不多看广告牌？那一阵子，人们对我的兴趣真大，我是他们的谜。他妈的，现在他们知道我是坤树仔，谜底一揭穿就不理了。这干我什么？广告不是经常在变换吗？那些冷酷和好奇的眼睛，还亮着哪！”
显然，由于坤树本人在为商品做广告的同时，自身也已经由人沦落为商品了，因此即使人们知道他就是“坤树仔”，也丝毫不能改变他被忽视的现实，反而更加增添了他被蔑视的痛苦。小说敏锐洞察了聚焦在坤树身上的丰富人性内容和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商品经济上的畸形关系。
同社会的冷漠与无情相对的是，小说以很大篇幅表现了坤树与妻子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与儿子之间的深厚亲情。小说由此表现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在生存挣扎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伤痕美”。这是一种面对坎坷人生与不幸命运决不屈服，在累累的“伤痕”中仍然坚守着作为人的尊严、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