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
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
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 年2 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
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
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
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
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
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
通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国性的动乱，
于是一错再锗，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在“倒刘”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
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
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 年12 月18 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
身分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 12 月24
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12 月26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时，公然将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
12 月25 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
开“誓师大会”，又分几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
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且醒目
地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 月27 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
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
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 12 月30
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
月31 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在戚本禹的
直接指使下，从1967 年1 月1 日起，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多次去刘少奇住处骚
扰、围攻、批斗， 1967 年1 月4 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
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要他“回去后组织批判”。蒯大富回校后
即组织人马贴出了大量批刘大字报。1 月6 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刘少奇、
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并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
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 月9 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
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
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 年底、 1967 年初，“倒刘”活动蔓延
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动到处出现，全
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二
1966 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倒刘”气氛日浓，社会上冒出
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 月的一次中央
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
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 月15 日至18 日之间，拟了一个“王光美专案
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存了下来。它既没
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
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成了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
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肖华
叶群
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
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
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
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在这份名单的上方，还写
有“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966。 12。 18。富治同志交来”字样，
这是专案组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标上的。
领导成员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4 名工作人员。
1966 年12 月18 日晚，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
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
丙组”。谢富治在会上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他拿
出上面介绍的那份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 年3 月，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3 月9 日、 10 日，陈伯达、康生
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
判。3 月21 日下午7 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
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
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
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这次议论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
虚而这件事又归他分管，所以事后他让工作人员手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关
于专案问题纪要”，其中说：“汇报中涉及到有人控告策策自首叛变和刘耀
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 年叛党嫌疑问题。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
刘少奇1925 年在长沙被捕、 1927 年叛党嫌疑及1929 年在沈阳被捕等材
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主亲笔在最后注了一行小字：“1967
年3 月25 日林彪、恩来、怕达、康生部看过。”
这份手写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成了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 1967 年夏有一次他问康生：设
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批示？康生说，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
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现在
分析，康主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关于专案问题纪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手写件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
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提出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
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 1966 年12 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
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 年3 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
它叫作“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 年5 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
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
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专案组的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
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
专案组”或“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
1973 年6 月后才结束。这期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
从1967 年3 月已正式开始，5 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 年4 月中旬
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仍用“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 1968
年4 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
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表现。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 年12 月刚成立时领导成员
中有肖华，肖华不久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其事。 1967 年
9 月11 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里面说：“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
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这里所说的“王
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究竟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
计。专案组的机构几经改组、扩充，人员也就一再调整、增加。 1966 年12
月刚组建“王光美专案小组”时，只有几名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以后陆续
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些人只参与了某一项工作
或一段时间的工作。有一个时间，在专案组正式机构之外还建立了若干个“外
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和红卫兵组织中
抽调人员配合工作或参与一部分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
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就从军队借调了100 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
所谓“1929 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光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 人
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结果一无所获。
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离，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 1967
年11 月，谢富治下令将公安部抽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入一批干部取
而代之。曾担任专案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于1967 年11 月被逮
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
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1968 年2 月22 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
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
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6 月27 日下午，
谢富治又专门向专案组人员谈了这一问题，当时专案组一个工作人员的笔记
本上就记录着谢宫治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地向江青同志报告，并
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
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
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分工由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对此
他还提供了一个细节，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
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的
情绪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整个专案工作过程受江青、康生、谢富治这三个人操纵和直接指挥的痕
迹是非常明显的。要事都要向他们直接汇报，专案材料和工作报告都要首先
经过他们之手才能上报或作进一步处理。他们还不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指
示，然后要专案组照办、落实。稍不如他们的意，就要批评、整顿，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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