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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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09-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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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施于人”与克鲁泡特金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的思想,也是完全相同的。巴金虽然很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封建家庭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他对道德修养的兴趣,他在成都参加社会团体,办刊物时,就介绍过刘师复的心社戒约。
  从克鲁泡特金等人那里,巴金感受到的正是人格的力量与道德的光芒,而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无意之中踏上文学之路,对于巴金来说,其实应该说也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克鲁泡特金说过:“用你的笔为革命服务,雄辩地、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绘出人民反抗压迫者的英勇斗争,用光辉的革命热情来点燃青年的心。”美国研究巴金的专家奥尔格·郎(Olga
  Lang)女士曾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他的文学作品并不如巴金自己所称的是两回事。巴金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他写作的目的是鼓励读者投入革命,将这不合理、不道德的社会改造成平等正义和众人幸福的社会。”虽然实际情况也许并不像奥尔格女士说的这样简单和绝对,但当巴金偶然间将一个个片段串联成《灭亡》并走向文坛时,选择与克鲁泡特金有关的一个笔名,也就水到渠成了。尽管巴金不愿意公开承认,或者说在表述上有所顾忌,但历史就是这样在他身上发生。
  “巴金”这个笔名,未来的人们还会不断地加以解说,不管巴金本人是否情愿,也不管是否符合他的解释。
  历史在心中延续
  几十年后,凡宰特、萨珂事件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1974年,根据美国法律,凡、萨审判档案公开;1977年,在两人被处决已有整整半个世纪之际,马萨诸塞州州长决定将1977年8月23日定为“凡宰特和萨珂日”,并为他们昭雪。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巴金正在经受“文革”的磨难与煎熬,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不可能知道。如果知道,他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当年,巴金不仅发疯似地四处写信控诉美国法律的不公正和非正义,他还在《平等》等刊物上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后来,他将在巴黎书店买到的那本凡宰特的自传《我的生活的故事》翻译出版。如今,世事变迁,岁月流逝,一个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已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而历史的大起大落,更是早已把他大大改变。
  在巴黎亲历的凡宰特、萨珂声援与抗议事件,以及他们最终的悲剧,巴金从来没有忘记过,当然,因为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方式的表现。
  五十年代发生的“法斯特事件”值得解读。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创作过《公民潘恩》、《斯巴达克斯》等重要作品。1953年,他发表了新作《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多年前的不公正审判的真相予以披露,对两位受难者的人格与精神予以赞美。中国翻译家冯亦代和杜维中翻译了此书,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翻译时,凡宰特译为凡塞蒂。
  我就此书询问过冯亦代先生,为何事过二十多年后法斯特重提此事,而中国当时要出版。他告诉我,一个直接原因是,在冷战最紧张时期,1952年美国进行了对世界著名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的审判。法院不顾全世界各地的抗议,仍将他们判处死刑,简直就是萨珂、凡宰特悲剧的重现。正是这一原因,法斯特的这部作品出版后随即引起反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备受欢迎。他还说,他过去读过巴金关于描述萨珂、凡宰特的文章,所以,在中译本出版后,他还特地送给了巴金一册(据前几年的消息,罗森堡夫妇因牵涉间谍案而被判刑,并非政治审判,因此,这与萨珂、凡宰特案件性质不同)。
  然而,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1956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被披露出来,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裂变。一向激进、左倾的法斯特,决定退出美国共产党。1957年2月1日法斯特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党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法斯特招致猛烈的声讨和谴责。
  中国文学界对法斯特的批判在1958年年初开始。巴金应《文艺报》之约,写来批判文章《法斯特的悲剧》。正是这篇应命之作,巴金招来对自己的批判。
  从1955年不得已批判胡风、批判路翎以来,巴金已经不止一次写这类表态性文章了。被迫表态并批判法斯特,对巴金显然是一种痛苦。巴金读过法斯特的《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而且,他引用的法斯特的文字与冯亦代的译文略有差别,可见他参阅的可能是英文本。查巴金日记,1953年11月5日写道:“晚看法斯特小说很受感动。”此时他在朝鲜战场,而10月26日,他刚刚收到弟弟李采臣从上海寄来的三包书。他所说的小说,应该是指《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的英文版。当年巴金经常订购国外书籍,法斯特的书估计是在他赴朝鲜之前定购的。
  阅读《萨珂与凡宰特的受难》,巴金再次激动。于是,在他和法斯特之间,萨珂与凡宰特是连接彼此情感的纽带。现在,在他内心中,又怎能把一个以赞美笔调描写他心中英雄的作家,简单地看做叛徒而讨伐呢?尽管随着环境的变化,他已不再像巴黎时期那样吟唱高歌,但对于曾直接影响过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凡宰特,他永远不会忘记。法斯特的作品把巴金心中的英雄用文学形式塑造出来,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引起世人对这个悲剧的关注,我相信巴金对此是会深深感激的。
  法斯特描写了凡宰特走向电椅时的最后场面:“他们并没有预见到他走入行刑室时的那种雄狮般的英姿,以及他站在他们面前时的那一幅尊严的神情。”法斯特记叙了凡宰特最后的话:“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宗教上的罪过也许是有的,但是绝不是罪行……”
  现在,在《法斯特的悲剧》文章中,借惋惜法斯特,巴金终于有机会又一次提到凡宰特和萨珂的名字,提到1927年他在巴黎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向他们表示敬意:
  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过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尔德、萨珂与凡塞蒂都是些诚实的人。……两个意大利工人萨珂与凡塞蒂死于美国民主招牌掩护下合法的谋杀。他们正是依靠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援助,才能够在死囚牢中支持了七年,最后勇敢地死在电椅上。
  正是有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和内在的感情联系,虽然是谴责文章,巴金却在行文中仍想委婉地表现出对法斯特的理解,把法斯特的事情看做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剧”。他试图从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角度来解释法斯特的转向。他甚至说“我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真诚”。在批判声高涨的时候,在只需要狗血喷头似地讨伐的时候,巴金通篇惋惜声声,自然招致一阵对他的批评乃至批判。在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的读者看来,法斯特无非是一个叛徒而已,对这样的人是无须同情和理解的,更不能肯定过去。《文汇报》1958年6月11日发表的《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再次商榷》,可以看做此次对巴金批判的代表作。应该说明的是,八年之后,“文革”爆发,此文的作者徐景贤成了上海滩的一个风云人物,并且还是巴金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对巴金的批判。
  不仅是凡宰特、萨珂,在法国经历的许多事情,已化为滋润巴金生命的泉水。尤其是在“文革”磨难时,它们成了他的精神中不可缺少的支撑点。
  譬如,他说过,在“文革”中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里,他的思想便常常飞到写作《灭亡》时的法国小城,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他坦率地说:“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
  最应重视的是,在亲历了电视现场直播的批斗大会、干校惩罚性劳动、妻子萧珊因病去世等一系列痛苦之后,巴金重新开始回溯俄罗斯民粹派的历史,借此来慰藉伤痕累累的精神。
  1973年7月,巴金接到通知,对他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同时,在巴金的请求下,同意他做一些翻译工作。巴金首先选择改译屠格涅夫描写民粹派历史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四十年代,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这部小说,现在,他根据俄文本重新校译。每天抄录,一页,一页,屠格涅夫笔下那些熟悉的人物和场景,让他重又想起自己曾经读过、译过、写过的民粹派英雄。
  在重新校译《处女地》的同时,巴金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而在巴金这里,屠格涅夫与赫尔岑本身也是紧紧连为一体的。“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屠格涅夫关于《往事与随想》的评说,引起巴金精神上的共鸣。
  巴金第一次读到《往事与随想》是在法国。让人吃惊的是,巴金居然能够清楚地记得是哪一天买到它,并且强调地写出来。
  明显地,当巴金决定校译《处女地》和翻译《往事与随想》时,他的心境和精神状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习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这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卷首题词,赫尔岑引用的是尼·奥加略夫长诗《幽默》中的几句。译文多漂亮!它无疑是巴金此时心情的最好写照。他有踏上旧日之路的激动,同样,他也有回忆往昔时的忧伤。
  经过大变故,巴金的心境、思想与“文革”初起时的唯唯诺诺的状态相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他的反思从翻译开始。他在赫尔岑的回忆录中感受历史与现实。他也在仰天长叹。这就难怪“文革”结束后,1977年5月第一次发表文章与读者见面时,巴金在《一封信》里能够这样敞露翻译《往事与随想》时的心迹: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法国生活的记忆,早期的精神体验,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巴金的生命行程中延续着。
  凡宰特的两封信巴金也一直珍藏着。八十年代,经他提议和支持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在北京成立后,他将它们捐献给文学馆。它们与巴金捐献的其他文稿与著作相伴,用遥远的巴黎往事,向我们呈现巴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篇章。
  不知在由哈佛大学收藏的凡宰特的档案中,巴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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