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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无奈、痛苦中延续。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然而，他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躺在病床上的巴金，生命的延续该付出多少代价，不只是个人生理上的痛苦，更有精神上的痛苦。他既然无法辞去一个又一个社会职务，也就得继续由别人以他的名义发表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也就必然要承受由此而带来的某些误解甚至非议。
每当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悲凉。
无法避免的现实。三十年代时，巴金就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七十年后，巴金还在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只不过如今他面对的是另外一张网，经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缚而已。
且让我们用充分的理解来为病中痛苦的巴金祝福吧！
且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百年行程中用自己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百年巴金以他个人的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他为这一个百年的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或许，根本不必简单概括，也没有必要比拟。在他迎来百岁华诞时，我们为他送上鲜花，为他唱一首《祝您生日快乐》。同时，更该做的事情是将他放在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位置上，用更加客观、更加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他，来描述他。对于巴金，我想，他需要的不是铜像，不是大张旗鼓的庆贺，不是漫无边际的赞颂。
“把心交给读者。”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晚年的心愿。这也是他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永远与作品同在，与读者同在。
奉答《东方早报》赵岚先生
？ 王得后
一、有人认为林贤治的鲁迅研究代表了中国学院以外的另一种观点，请你对他的《鲁迅的最后十年》这本书进行一下批评。
“学院”也就是“学院派”吧？用它来区分鲁迅研究当然是一格；但可惜它并不能决定问题的真伪、是非、利害和优劣。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分法没有根本意义。何况它本身恐怕就有自己的问题。谁是“学院派”，什么是“学院派”，我孤陋寡闻，还没有读到一个堪称中国的“学院派”的定义。
认为“林贤治的鲁迅研究代表了中国学院以外的另一种观点”，我不知道有什么深意。其实，林贤治很懂得鲁迅不属于“研究室”，而是站在十字街头的壕堑里、为中国人的生存切实奋斗的思想家。林贤治“近其人，好其人”，那样把自己也烧进去的研究，充满改革的理想和激情，从他的《人间鲁迅》到最近这本《鲁迅的最后十年》，我都非常敬佩，觉得学他也更难。他旁征博引，读书很多，像教授学者一样，可称饱学之士，这是可以学的；他那笔底蕴涵的热力是不可多得的，是比读书难学的。《鲁迅的最后十年》把鲁迅生活于其中的黑暗的“党国”，作了迄今为止最充分的、具体的、深刻的政治学和法理的剖析，因此，对于鲁迅表示的“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1936年3月26日致曹白信）这最后十年的著作，作了贴切而精到的读解。他不是信笔涂鸦，只有激情；他对于鲁迅没有任何断章取义，不是抓住自己看中的一两句话就大做文章。这难道不是学问？不是学术？如果不是也不要紧，鲁迅就不争什么“正统”。鲁迅花那么大的心血创作“杂文”，就从来没有要挤进“学院”去的意思。他自己就不把“杂文”列入自己的“创作”之中。立意学鲁迅，指归在动作的人，决不争什么名分、什么正统的。学问需要做，做学问的方法是要学的。但有一种学问又是做不出来的。有的人用不是“学院派”来指认林贤治的鲁迅研究，不过是一种轻蔑乃至攻击；显示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气罢？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鲁迅研究的优秀著作之一。这样充分地、具体地、深入地从理论上剖析国民党及其“党国”，是第一部。这样“返回现场”（夏晓虹语）准确地解读鲁迅最后十年的著作，而且和胡适们对比来解读，是罕见的。他既回答了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以来日益盛行的“鲁迅是破坏的，胡适是建设的”的误解；又回答了从根本上抛弃鲁迅的“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大话。
人世间一切事物，“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的颂词是有的，但这样的创作不但没有，而是根本不会有。如果要挑剔《鲁迅的最后十年》的缺点，不在于它是不是“学院”的观点，而在它有所忽略，即一两个地方未及突出鲁迅思想的独特性。
如在读解“革命”的时候，未及突出鲁迅既用来指武装推翻政权的斗争，又有他自己更广义的见解；他说，“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即使在讲到暴力革命的时候，鲁迅强调的是“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那种“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的理论是“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上海文艺之一瞥》）。在暴力之外，在社会的文化的改革方面，鲁迅又曾经指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娜拉走后怎样》）在谈革命而色变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地方，特别是“文学革命”这样的用语时，鲁迅又认为换用“革新”也行。他说：“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无声的中国》）我们几十年来，肯定“改革”，批判“改良”，但鲁迅不这样。他就强调自己创作小说，是“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又如，在解读文学和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未及突出鲁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是指出“革命的文艺”和“革命的政治”的“歧途”的思想。曾经有过一种解读，认为鲁迅说的是“革命的”文艺和“反革命的”政治的歧途；这分明与鲁迅原文不符合。鲁迅明明说的是：“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革命的文艺”和“革命的政治”是“歧途”，这才是卓见，这才见深刻，这才振聋发聩，这样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此可以“逻辑的思考”：鲁迅永远不会去充当“王者师”，去充当“谏士”，以“上条陈”为生平大事和乐事。鲁迅不“居庙堂之高”，不“处江湖之远”，不以“皇帝”“主子”“元帅”“工头”“奴隶主”为中心；他自觉自己身为奴隶，为人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反抗，决不沦为奴才。他不是追随谁去革命，他自己就是革命的。
《鲁迅的最后十年》的上述缺失，只是作者的忽略，或者竟是作者的写作策略；而决不是对鲁迅的认知方面的缺陷，更不是认知的扞格。因为对于鲁迅精神独特性的透彻把握和切实阐释正是林贤治从事鲁迅研究的最大成果。上述例证的内容是蕴涵在《鲁迅的最后十年》的逻辑思考之中的。
二、鲁迅生活的后十年是他思想比较尖锐突兀的十年，请你对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作点评价。
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我觉得根底还是“立人”，还是坚持他认定的“立人”的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还是坚持他的“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的观点。所以他最后的十年，还是像以前那样“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及“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我和〈语丝〉的始终》）。所以还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言》）。鲁迅一生自觉身为奴隶，立意反抗到底，为大多数人争取生存、温饱和发展，期望人人能够做到“自他两利”的思想是一贯的。总之，他最后的十年，既固守着青年时期建构的根本思想，又确实增加了新的认识，主要是“文明”“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硬译”与“文艺的阶级性”》）；“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主张大家的生存权”和“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小彼得〉译本序》）是社会主义的要义。因此，前面所说的“怎样的‘新’却无明白的表示〃已经明确地一再表示了，并且由于阵营内部的复杂，而又不像《新青年》团体那样的短暂，只好不得已地“横站着”。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之卷三题为《横站的士兵》，就少有人这样充分解读过。在这本新作中，对此又有进一步精警的阐释。
三、能从社会、文化、思潮等方面阐释一下为什么鲁迅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吗？
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远远超出了我的学力和能力。很抱歉，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