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伦相信的不是“天”上的宗教，而是“地”上的宗教，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神——泛神论。在 《先知》“宗教”篇里他这样说。
假如你要认识上帝，就不要做一个解谜的人。
不如举目四望，你将看见他同你的孩子们游戏。
也观望太空；你将看见他在云中行走，在电中伸臂，在雨中降临。
纪伯伦是理性的崇拜者，在《先知》中，他写道：“上帝安息在理性中”，同时他又说“上帝运行在热情里”。于是他的上帝成了理智与热情的综合体，既是思考者，又是创造者。
纪伯伦还提出，宗教是“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反省”，是“凿石或织布”时，灵魂中涌溢的“叹异”和“惊讶”。这里，他把宗教和社会、劳动联系起来了，他实际上认为宗教是精神的反思，是对劳动的赞叹和肯定。
他认为不能把宗教信仰与人生事业分开：“谁能把他的信心和行为分开，把他的信仰和行为分开，把他的信仰和事业分开呢？”也不能把上帝和“自我”分开：“谁能把时间展在面前，说：‘这时间是为上帝的，那时间是为我自己的；这时间是我灵魂的，那时间是我肉体的’呢？”
可见，纪伯伦是以人为中心塑造他的上帝形象的。他把宗教等同于生活，上帝等同于人。实际上，纪伯伦否定了宗教卫道士心目中最神圣的信条。
纪伯伦的人生观还主要表现在他对“生与死”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生和死是同一的，如同江河与海洋也是同一的。”死并不可怕，“除了在风中裸立，在日下消融外，死还是什么呢？”
从人的“无穷性”出发，纪伯伦发现了生命的永恒性，在《先知》的结尾处有这样的字句：
不要忘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一会儿功夫，我的愿望又要聚些泥土，形成另一个躯壳。
一会儿的功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妇人另一个躯壳。
一会儿的功夫，在风中休息片刻，另一个妇人又要孕怀着我……
有一些评论家由此认为，纪伯伦是相信“轮回说”的，但事实上，纪伯伦相信的是一种“精神轮回”，或者说“真理不死”，在他口里说出的或在他心中激荡的知识和真理，必将在另外的人或下一代人身上再现、长留。这样看去，就不一定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生命的自信。
纪伯伦在讨论人生时，特别强调“施与”。他认为给予是自然的、必须的，施与是“相信生命和生命丰富”的表现。他的施与不是恩赐，而是一种义务。
在果实，贡献是必须的，正如吸收是树根所必须的一样。”
他也规劝接受施与者“不要肩起报恩的重担”，因为这是“把重轭加在你自己和施者的身上。”这是对基督教关于施舍与报恩的教义的否定。
关于人生，纪伯伦还谈到婚姻、孩子、教育、友谊等内容。他赞美生死“永远合一”的婚姻，但提醒人们“在你们的合一之中，要有间隙”，即要保持彼此的独立性。他不认为孩子专属父母——“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纪伯伦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发表了最有独创性的见解：“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
这是完全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主张，的确可以称得上教育思想的一次革命。扼杀儿童天性和窒息青年思想的做法，往往打着“爱”的旗号。而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纪伯伦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先知》是纪伯伦风格的典型。纪伯伦热爱真理，推崇理性，但他的作品并不因为洋溢着哲理思想而显得枯燥无味。相反，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赋予《先知》以极为浓郁的抒情气息。这一抒情性笼罩着整个作品，形成一个特殊的艺术磁场，只要你进入其中，就会被他所吸引。不论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还是城民们的送别话语；不论是警策告诫，还是诱导启迪，都是那么深沉，那么带有感情色彩。
在序曲部分，当主人公艾勒——穆斯塔法看到故乡的船在烟雾中驶来时，“他的喜乐在海面飞翔”。但当他意识到就要离开“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的阿法利斯城时，忽然感到“一阵悲哀袭来”。离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不是今日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一块皮肤。”这些词句将离别之情写得格外真切。而送别的话语又是这样的感人：“我们深深地爱了你。不过我们的爱没有声响，而又被轻沙蒙着。但现在他要对你呼唤，要在你面前揭露。”纪伯伦善于将人的感情诗化，哀伤与痛苦也被他染上超凡脱俗的色彩，显得格外动人。《先知》通篇都处在情与理的和谐交融之中，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超妙的世界，随着气氛与色调的转换，内心激荡起层层涟漪，在感情的波澜起伏里，体味着诗情画意之美。
新奇美妙的比喻一向是纪伯伦擅长的写作手法。在《先知》中几乎每一页都可找到生动的比喻，而这些比喻又往往特别深刻，成为格言或警句：“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你的朋友是你有回答的需求”，“思想是天空中的鸟，在语言的牢笼里，也许会展翅，却不会飞翔”，等等。这些比喻，表明纪伯伦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反映出他对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细微的观察与深刻的认识，对思考对象本质有特殊的把握。这些生动而深刻的比喻，为纪伯伦的思想安上了翅膀，使这些思想能轻快地飞进人们的心田。
《先知》的语言也很独特，这种语言风格被人们称为“圣经式的语言”，是纪伯伦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知》的语言既传达了严肃的训示，又包含着诚挚的关怀：既有冷静的启迪，又有热烈的希望，读来给人一种亲切感。它似潺潺的流水，涤荡着人们的心灵；又如阵阵的清风，拂去了人们的烦恼。
《先知》的语言，体现着文学语言的双重功能：既负载着作者的深刻思想，又体现着作者的成熟技巧；既达理，又传情，内容和形式终于完美地统一在这位语言大师的手里了。纪伯伦是一个阿拉伯人，却用英文写出了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虚实结合，象征的笔法得，是纪伯伦的命手好戏。在《先知》中，这一手法显得更成熟了，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整体象征与部分象征两种方式。就整个作品来说，可以看出其象征意义，是“神性”与常人的对话，是呼唤人性的升华，呼唤人的无穷性的实现。就作品中的个别部分来看，只要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纪伯伦的生平，也能看出其象征意义。例如，当我们了解纪伯伦自1911年寓居纽约到1923年完成《先知》正好是十二年时，就不难理解主人公“在阿法利斯城等候了二十年”的含义了；当我们知道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凯尔的友谊与爱情史后，我们也就会明白 《先知》中为什么多次出现一个名叫“艾尔美差”的女子了；当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美丽的黎巴嫩时，我们对主人公强烈的思归的深沉感情也就完全理解了。
这部作品可称之为“经典性”的或“里程碑式”的作品。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是以一位智者、一位“先知”、一位“至高的探求者”的身份出现的，他要回答的问题，或者说他想要人们去思考的问题，涉及到“生和死中间的一切”，这就造成了《先知》时空背景的广阔性。
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力图站在历史的、可以俯瞰世界的高度，直接面向全人类讲话。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一个人没有精深的思想，竟企图对全人类说话，必然全成为笔柄。纪伯伦却敢于承担这充满危险性的任务。这是因为他自信自己掌握了“爱与美”的真理，发现了“生与死”的秘密。他在《先知》中不是重复别人的声音，而是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
纪伯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知者。他明白地指出“不要说我找到了真理。只要说我找到了一条真理。”在尾声部分，他还对人们说：“哲人们曾来过，将他们的智慧给你们，我来却是领取你们的智慧”，“你们将生命的更深的渴求给予了我”。他承认，人们给他的比他给人们的更多、更慷慨。他明确指出“我不过用语言说出你们意念中所知道的事情”。可见，纪伯伦并不想做一个骄狂者，尽管他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充满了自信，但他交不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
纪伯伦在思想上力求深刻，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这一点在《先知》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他用全部心血浇灌出来的一株奇葩。它格调高雅，意境深邃，既有深思，又有美文，还充满温馨，它将人类引向生命的峰巅，从而俯瞰世界。审视人生，同时又得到爱与美的陶冶，正因为如此，《先知》一问世，就引起西方的一片轰动，被称为“东方赠予西方的最美好的礼物。”人们在俱乐部和家庭中公开朗诵它。《芝加哥邮报》这样评论《先知》：“……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读了此书，竟不默默地接受一位伟大的哲学，竟不欢唱从心中涌溢出的音乐，那么，就生命和真理而言，这个男人或女人，确已死亡。”
后来当冰心女士看到《先知》一书时，对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留下“极深印象”，因此抱病将《先知》赶译出来。
《先知》是纪伯伦的一部顶峰之作，是纪伯伦送给人类的一块无价之宝。阿拉伯著名文学评论家努埃曼称之为“长青树”，说它“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的土壤里，只要人类活着，这株大树就活着。”
遐思“先知园”
早在创作《先知》时，纪伯伦就考虑着一个庞大的计划了。而当《先知》出版时，他已构思好另外两部作品的框架与主题。他曾向好友努埃曼透露过这个计划，他在信中说：“《先知》是一部奇特的书，多少人为它欢欣鼓舞！但它只是一个序幕，因为我在这本书中仅只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在我的脑子里装着另外一本书，我将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我称它为《先知园》。还有第三本书，我将阐明人与上帝的关系，我已给它起名为《先知之死》。这样，三本书就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环。
尽管纪伯伦已多次表示将完成这个“三部曲”的计划，但是他的创作活动太忙了，他的身体又多遭灾病，致使他的计划屡屡受到冲击，受到延误。在他死前仅只完成了《先知园》，而《先知之死》则成了永久的遗憾。“先知园”即“先知的花园”，是主人公的诞生之处，又是他思归之所。艾勒——穆斯塔法告别了他长住十二载的阿法利斯城后，乘着从家乡开来的船返回东方，登上自己出生的岛屿。他被故乡的同胞簇拥着，回到久别的家宅，在长眠着他父母的那座花园里，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