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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以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具体谈谈新诗的阅读。《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一生写下的最好的诗。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只讲第一段。我们先应该对这首诗的背景有个了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读过书，毕业后回国工作。这是他重返母校时写的。大家不妨也想想，假如你离开母校后工作很多年，有一天重返母校时是怎样的心情﹖校园物是人非，可能也并不在意你的到来。只是因为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所以你特别珍惜这里，特别在意这种旧地重游。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看着熟悉的景物，肯定非常激动。如果你混得人微身轻，这种激动里可能还会夹杂着孤单、忧伤的感情。如果此行非常难得，你还会倍加珍惜自己与母校的短暂相聚。你是这样，徐志摩也是这样。与你不同的是，他当时还多了一层中西国家地位上的差距。因此，他此行可以说是轻轻而来，轻轻而去。“轻轻”二字在这里用得特别传神。有人微身轻的意思，也有不惊动周围的意思，也有没引起别人注意的意思，也有惜别的意思，也有孤单忧伤的意思。可以说，他完全抓住了此行的情感基调：“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临别的时候，身后自然没有热烈的欢送。据说，他是在船上写出这首诗的，可能当时眼前也确实是西天的景象。于是，就接上了“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一来，那种“轻轻”的情绪就愈加浓厚了。这首诗的形式也齐整，语言也直接凝炼，是一首好诗。我就是这样读诗的，很自然，很放松，没有其他的胡思乱想，故弄玄虚。
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研究受西方诗歌写作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今天看来，这种影响确实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我对西方诗歌没有太多的研究，只能凭印象说话。我觉得，西方的诗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诗歌是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诗歌是观念诗歌。我们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实在是一种自我迷失。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观念谜语，是一些专门制造文化事件或文化新闻的抽象观念符号。他们在诗歌中附加了很多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使诗歌的直接性、抒情性乃至整个诗性都大大减淡，甚至丧失殆尽。比如，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就是从类似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典中，翻找了很多富有寓意的典故拼贴而成，目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观念批判，可以说，从诗名里就可以看到它的题旨，即现代西方社会是人性的荒原。可为了表达这个题旨，艾略特采用了这样一番移花接木的复杂工艺，确实是枉费了不少牛劲他完全可以写一篇小杂文，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读者群也会远远比现在的读者群大。弄成这样一首诗，我相信它的真正读者群很少，因为它很难读。它的难读，不是难在思想的高深上，而是难在诗歌所依赖的五花八门的注释上。可以说，这首诗的真正篇幅，不是诗歌的文本本身，还包括那些密密麻麻的可以无限伸长的注释。这样说来，只能是那些想拿学位和职称的人才会认真地读它。这样的东西能是诗歌吗﹖我看它们更像是论文之母、职称之父，而不是诗歌。
与此相应，西方的文艺理论也掉进了制造新奇观念的误区里，借着文学的名义，大谈特谈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的自我背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批评的细读就完全是书斋化的笨牛式的阅读。新批评家要从一二十行的诗歌里读出一篇几万字的论文，甚至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样的阅读完全是一种异化的阅读，只能满足他们职业的目的，却惟独读丢了诗意。正常的读者决不这样阅读。读者读诗，就像吃饭一样，好吃就吃，不好吃就扔掉，看重的就是一个口感。读诗的口感就是直接的、耐读的感觉。从历史上看，读者的这种阅读是最纯正的。弗洛伊德那种要读出恋母情结的阅读，则是窥探式的变态阅读，只有无聊乏味的读者这样阅读。天下的读者决不会这样阅读，而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的生活内容。意识流写作也是如此。即使意识流真的存在，也是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观察和研究它也是相关心理学家的专业工作，决不是作家单凭写作技巧就能把握的。作家一度追风般地进行所谓的意识流写作，只能是有意识地伪造意识流，最终并不是意识流写作，还是纯粹的意识写作。所谓的意识流写作，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觉。因此，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作品都没有意义，不过是照着一种预定的观念去编造梦话呓语而已。普鲁斯特的东西可能还有点真实性，不过，他那种东西能否叫做意识流写作还很值得怀疑。总之，在这种荒唐的观念炒作中，西方社会冒出一大批名声极大而读者群极小的“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热热闹闹的场面背后藏着的是真正的空洞、僵化、虚夸和无聊。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诗人和评论家夸大诗歌和理论的社会文化功能，动不动就说自己的诗歌或理论把什么庞然大物给颠覆了，做了，灭了，瓦解了，解构了，还说得有声有色，诸如那个庞然大物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什么的。诗歌和理论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小笔尖那么一伸，就能横扫千军万马﹖把我们的诗歌扔到伊拉克，就能发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我就不信！李白、杜甫当年都没有敢这样要求诗歌，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不是诗人和理论家的自大狂还能是什么？我相信，那些自诩能颠覆什么庞然大物的诗歌最终只能是被颠覆、被灭掉、被做掉。它们的毁灭不是哪个对手来完成的，而是它们自己。这种毁灭丝毫也不悲壮，而是无人关注的自消自灭。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诗歌负载那些不属于诗歌的东西，诗歌担待不起。
我常说一个比喻：有的时候，我特想把手伸出窗外，让它暴露在真实的阳光、空气、雨水里。这个玻璃就喻指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念，它们像厚厚的绝缘体，有几十万光年之厚，把我们和真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每天被禁锢在这些观念里，还以为是对生活的真实触摸。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学者炒卖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在哪里﹖我找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有看见后现代的影子。当然，这是个笑话。那些炒卖后现代的教授先生们有没有发现，后现代只是书本里对现实的栽赃和虚构。当那些教授们合上了后现代书本，从他们的后现代研究中回到日常生活中，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每天上班、挣工资、买房子、送孩子去幼儿园等等活动中，有多少后现代的内容﹖最多不过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了一点而已！教授应该有正视中国基本现实的定力，不要被书本一吆喝，就以为人类到了用手走路的地步。
现在这些到处充斥的古怪观念把很多人搞得晕头转向。这种现象在校园里表现得尤其严重。学生们对本来平平常常的诗歌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因为学生受到的观念、流派的蛊惑、误导、暗示实在是太多了，平常心早就没有了。比如，没有读诗之前，就有人给你往歪路上“培训”：这是“非非派”、“莽汉主义”，那是“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等。这样，拿到作品之后，你不可能不预期它是一堆下流话、絮叨话，要不是下流话、絮叨话反而不正常。这种局面得改变，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松，以平常心对待诗歌，卸掉那些附加在诗歌身上的不属于诗歌的东西。
可能我的这些话不够前沿，不够时髦，保守、落后、老掉牙了，在大家看来，属于原始主义、落伍主义，甚至和“四人帮”一样反动。这没关系。我现在对诗歌的态度是大溃退，但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可能会引起争论，这就是：美学是一种伪学问。文艺评论要是对作品进行美学化的处理，或者说是观念化、理论化的处理，那将是无效的。当然，我也清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态度，目前这种炒卖西方文化思潮的学术路子还会走下去，这背后有非学术的动力，诸如盲目、饭碗、名利等等，它其实和“文化大革命”一样盲目。
二
我的话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反批评。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否定现在风行的这种文学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读后感，就是鉴赏式的批评。这是批评的正路。这种批评的主体是读者，评论家只有作为一个读者，才可以做这样的批评。
有人说诗歌应该给大学生看，或给大众看，我认为都不周全。不是想打禅语，我认为诗歌是写给那些读诗的人看的。这些读诗的人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工人、农民、民工、党政要员等等，来者不拘。这些读诗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评诗。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读者和评论家的关系。对李白来说，有读者心目中的李白，有评论家心目中的李白。这两个李白看似有联系，其实根本就不搭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李白的读者要去翻看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从里面找到关于李白的研究文章，诸如“论李白诗歌的夸张手法”、“论李白诗歌的恋母主题”、“论李白诗歌的内在抒情结构”一类玩意，然后再去阅读李白的诗。通常读者想读李白，就径自买来一本李白的诗集看，最多因为语言隔膜，要选择一个注释详细准确、对写作背景有认真介绍的版本。至于理解和鉴赏李白则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但这种理解和鉴赏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出离不了一个由作品本身大体确定的方向和范围。决不会像现代的接受理论浮夸的那样：随心所欲，互相抵牾。我想，要是有人把“床前明月光”读成旅馆使用说明，那不是表明他在鉴赏上有什么再创作的权利和才能，而只是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痴呆傻子。
评论家研究李白，则是为了寄生出学术成果。李白是他们撰写论文的由头或药引子。李白活在盛唐，至今已经一千好几百年了。这中间，中外研究李白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大都通过这种方式捞到了学位和职称。这中间也曾冒出各种称霸一时的李白研究权威，信誓旦旦，自诩李白之谜统统被他解开了，再要理解李白，必须从他开始。可是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李白依旧光焰万丈，而那些称名一时的李白权威都销声匿迹、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了。时间最终使人明白了一切：相比之下，那些踏踏实实整理李白著作，为李白诗歌做题记、考本事、加注解的学者，保证了李白的诗歌穿越时空的阻隔仍能为后人阅读，他们的工作却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们的名字也得到了后世的颂扬。
由此可见，读者心目中的李白和研究者心目中的李白是根本不一样的。读者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