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128节

②　汉代没有一个地区的普通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商业化的。这里的问题是交换问题。因为《后汉书》几乎不　

像　《汉书》那样常常提到大商人，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某些学者便猜测地区间的贸易衰落了。（例如王仲　
犖：《魏晋南北朝史》〔上海，1979〕，第25—26　页。也可参见多田娟介：《汉代的地方商业》，载《史　
潮》，92　　〔1965〕，第36—49　页，该文评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日文著作）。关于另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18—21　页，他认为后汉自由贸易政策对商业有利；许焯云：《汉代农业》，　
如果有区别的话，他认为农民日益依赖市场。也可参看上文第10　章《税制》。　
①　　“下级官员”是由他们的顶头上司任命的低级官员和胥吏，他们不被认为是正规官僚机器中的成员。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398　页。　
③　《后汉书》卷五四，第1769—1771　页。　
④　见劳榦：《汉代的雇佣制度》，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　　　　（1951），第77—87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1398　页。　
⑥　《后汉书》卷七，第319　页。　
⑦　关于劳役义务的详细情形了解得很少。见许烺云：《汉代农业》，第77—79　页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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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守支持这种代偿办法，他们可以比较方便地使用雇佣劳工，而不是使用征　
　　调的农民来完成公共工程。劳役有时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例如，130年一　
　　块石刻铭文赞扬了废除每年必须由劳役进行修路的做法；这样估计一年可节　
　　　　　　　　　　　　　　　　　①　
　　省30万钱。　有时也许农民不能亲自履行劳役，如果他需要亲自履行的话。　
　　至少这似乎意味着在天灾期间经常豁免代役税的意思。②　
　　　　　　　　后汉时期地区间贸易继续繁荣的证据大量地是间接证据。当时竭力维护　
　　　　　　　　　　　　　　　　　　　　　　　　　　　　　　　　　③　
　　桥梁、道路和旅行设施。　后汉保留下来了19件为纪念修筑道路桥梁而立的　
　　石刻。例如，公元63年汉中郡（陕西省西南）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维修了褒　
　　斜道，这条路翻越秦岭山脉，经过极其困难的地带，把汉中和京师联系起来。　
　　总共完成了623座栈桥、5座大型桥梁、258里（107公里）道路、64座建筑　
　　　　　　　　　　　　　　　　　　　　　　　　　　　　　　　　　　　　　　　　　　　　　　　④　
　　物，如休息处、驿站和驿马场之类。　其他铭文记录了公元57年和174年之　
　　间修建的桥梁和道路工程。　
　　　　　　　　维修道路的原因当然很多。只有当政府拥有在必要时迅速派遣官员、军　
　　队或信使的手段时，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维持。这样的运输体系一　
　　旦建立起来，便对商业起促进作用。在地方上，道路和桥梁工程既为官员使　
　　用，也供商旅使用。例如，有一篇铭文在解释为什么在四川修筑桥梁和石铺　
　　道路以代替栈道时，它指出秋天的洪水使得商旅不能涉水过河。因为栈道非　
　　常狭窄，长三千英尺，车辆不能互相通过。因警报系统失灵，而发生碰撞，　
　　　　　　　　　　　　　　　　　　　　　　　　　　　　　　　　　　　　　　①　
　　一年之中翻车达数千起之多。南方常用舟船运输，南方后汉墓葬里发现了不　
　　少舟船模型。可是交通几乎仍不如北方快捷和方便。公元1世纪中叶一个官　
　　员报告，桂阳郡的百姓深居河谷之地，几乎与郡府隔绝，结果是不缴纳税收。　
　　官员们坐船旅行，仍然倍感困难。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劈山开路500余里　
　　　　（200公里）。②　
　　　　　　　　后汉时期华北的陆路运输大概和近代以前任何时期一样良好。山地修筑　
　　的某些栈道在后来诸世纪中未曾重建。官员和富人骑马或坐马车旅行。未曾　
　　使用因道路不好而需用的轿子。墓壁上常常装饰着官员们率领下属骑马行进　
　　和官员乘车的图景，艺术家试图抓住大规模行动和气魄的感觉。③　
　　　　　　　　因为后汉时期看来在流通领域有大批富人和大量钱币，故必然有从事商　
　　业活动的人们，众所周知，前汉时期商业活动掌握在大商人手里，特别在远　
　　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中更是如此。保留下来的官方史料很少提到大商人，这多　
　　半是由于他们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富人。据说梁冀（公　
　　元141—149年摄政）惯常查抄富人（推测是商人）的财产，其中一人的财产　

①　《隶续》卷十五，第4　—　6　页。虽然前汉留下来的石刻碑文较少，但是后汉大量石刻文字提供了以前时期　

所没有的特别与这一章有关的宝贵证据。见埃伯里：《后汉石刻铭文》，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0　（1980），　
第325—353　页。　
②　例如　《后汉书》卷四，第183、190　页　（公元97　和102　年）；《后汉书》卷六，第260、269　页　（公元　

132　和139　年）。　
③　见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　（1947　年），第69—91　

页。　
④　《金石萃编》卷五，第12—17　页。　
①　《隶释》卷四，第11—13　页。　
②　《后汉书》卷七六，第2459　页。　
③　关于这种绘画的例子，见《汉唐壁画》（北京，1974），图版18—21、2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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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7000万钱。　　　　　　　④　

　　　　　　　　　　　　　　　　　　　　　　　　　　　　　　　　　　　　　　　　　　　　　　　　　　　　　　　　　　　　　　　　　　　　　　　　　　　　　　　　　　　　　　　　　　　　　　　　　⑤　
　　　　　　　　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　
　　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　（公元9—23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　
　　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　
　　业。明帝在位　（公元57—75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　
　　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　
　　　“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　
　　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51　
　　年）和李通（死于公元42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　
　　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　
　　　　　　　　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181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　
　　　　　　　　　　　　　　　　　　　　　　　　　　　　　　　　　　　　　　　　　　　　　　　　　　　　　　　　　　　　　　　　　②　
　　　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崔寔（死于170年）是著　
　　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　
　　　　　　　　　　　　　　　　　　　　③　
　　种活动非法。　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　
　　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　
　　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　
　　　　　　　　　　　　　　　　　　　　　　　　　　　　　　　　　　　　　　　　　　　　　　　　　　　　　　　　　　　　　　　　　　　　　　　　　　　　　　　　　　④　
　　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这样经营农　
　　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　
　　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　
　　　　　　　　　　　　　　　　　　　　　　　　　　　　　　　　　　　　　　　　　　　　　　　　①　
　　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　
　　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　
　　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　
　　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1181　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166—169　页。许焯　

云：《汉代农业》，第50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573　页；《后汉书》卷三二，第1731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5　页。　
③　《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　页。　
④　《四民月令》，第46、54、64　页。关于这段原文，见P。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　

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7　　（1974），第173—205　页；藤田胜久：《〈四民月令〉的社会性　
质，汉代郡县的社会现象》，载　《东方学》，　67　　　　（1984），第34—47　页。关于这部著作的完整译文，见　
许焯云：　《汉代农业》，第215—218　页；克里斯丁·赫泽尔：《崔寔的〈四民月令〉；后汉的一部农业历　
书》，汉堡大学，1963　年。　
①　对于汉代农业的技术方面作了充分讨论的著作有，李剑农：　《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154　页以下；许　

焯云：　《汉代农业》，第81—128　页；也可参看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东京，1962），全书　
各处；本书第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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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被采用以后，它们的好处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2世纪末当赵过　
　　　　　　　　　　　　　　　　　　　　　　　　　　　　　　　　　　　　　　　　　　　　　　　　　　　　　　　　　　　　　　　　　　　　　　　　　　　　　　　　　　　　　　　②　
　　接受一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时，还没有广泛采用牵引役畜。　公元　76　
　　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　
　　　　　　　　　　　　　　　　　　　③　
　　的重要因素。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　
　　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50年代，与前汉　
　　　　　　　　　　　　　　　　　　　　　　　　　　　　　　　　　　　　　　　　　　　　　　　　　　　　　　　　　　　　　　　　　　　　　　　　　　　　　　　④　
　　的60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100多处。到1978年，包　
　　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50余处地　
　　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　（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　
　　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　
　　构逐渐得到改进。到　2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　
　　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　
　　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　
　　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　
　　　　　　　　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　
　　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