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才能。
概括地说，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
人。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责。从积极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
能干的。他无疑受自已经历的影响，不愿把自已帝王的权力下放给他人，并
且严密地注视着他的官员的表现。他严厉得竟迫使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
和一个侄子因犯法而自尽。这与汉代诸帝纵容其亲族相比，应受到称赞。他
有广泛的爱好。公元5年他就古典经籍、语文学和其他题目召开的会议，其
重要性完全可与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的讨论和公元79至80年的白虎观的讨
①
论相比。公元16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
和动脉并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其中一人曾
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他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达百米的
塔上起飞的。从消极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个过分地依赖古文学派经典的
②
有点迂腐气的儒生。他不喜听批评意见，并且象当时所有的皇帝那样，有迷
信思想。
难以说清王莽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
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
是时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象在他之
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
如果士绅对王莽有任何不满，这种情绪也不是明显的。就班固所知，从
公元10至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没有试图暗杀他的行动，可是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33、336 页）。关于焉耆，见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 页注588。
② 关于公元16 至23 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9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5 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 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 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后汉时期的官学》。
② 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82 页）。关
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2 部分，第587—588 页。关于古文学派，见张朝孙（音）：
《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137 页以下；本书第14 章《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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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甚至连汉武帝也几乎在公元88前年被人谋杀。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
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
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对这种骚乱负责，那将是对他统治的一个致命的控诉。
但他不负此责。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
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②
① 《汉书》卷六，第211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18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
机和冲突》，第48 页。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4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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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中兴
世界上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年阴历八月（9月至10月）进行
③
统计的。 《汉书》中的地理志根据那次调查列出了每个郡和国的户口数，然
后记载了各该单位所辖的全部的县。由于汉代县的地点和大小除了少数外都
已知道，这样就有可能相当准确地绘制一张表示居住人口的圆点图。在公元
140年进行统计的第二份保存下来的人口数字见于《后汉书》的地理志，也
可以据此绘制一张地图。两张地图经过比较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公元2年中
国的人口数为5770万，而公元140年只记载了4800万。后一个统计数中缺
三个郡的报表，因此全国的总人数略为超过4800万。可以说在公元2至140
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800万或900万人。
此外，在此期间，人口的地区分布状况发生了大变化。在公元2年，4400
万人生活在中国北部（可以确定为秦岭山脉、淮河诸山和长江湾以北的中
国），生活在中国南部的有1370万人，其比率为7。6比2。4。在公元140年，
其相应的人口数分别为2600万和2200万，其比率为5。4比4。6。中国北部
人口减少，南部则增加。在西北，人口减少650万。在东北，有1150万居民
主要在黄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消失了。这些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南部
——特别在湖南、江西和广东——的增加而得到弥补，那里的人口已增加了
三倍。
这样大的增长数字是不能用出生率的突然增加来解释的。必然的结论
是，已经出现自北往南的大规模的自动的迁移。西北的人
口转移在王莽垮台后开始；这是匈奴和羌人（西藏人）的压力造成的，将在
后面予以讨论。黄河的两次改道促使大平原人口的迁移。
到那时为止原来沿一条河道往北流向今天津入海的黄河，在平帝时决
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它一分为二，一条仍是往北的旧河道，另外新的一
条则汹涌地向东南流入淮河。当公元2年阴历八月进行人口调查时，这场灾
难尚未发生。由于冬季河流一般
不发洪水，可以推断灾害的时间应在公元3、4或5年。第二次水灾随之在公
元11年发生，这时黄河永远脱离了北部旧河床而改向现在的河道流动，其河
口正在山东半岛之北。①
避免这两次自然灾害是根本不可能的。黄河携带大量淤泥顺流而下，它
就是以这种黄土淤泥而得名的。在西北，水流湍急，沿河淤泥被冲下。但黄
河一进入大平原，水流就缓慢了，淤泥沉底；经过若干世纪，河床逐渐高于
周围的农村。中央政府缺乏资源去进行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诸如建造和维
持足够的堤坝。日常的水利工程由地方进行，堤坝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和地点
才建造。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即使有全国性的规划，黄河也不能长期地加以控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
③ 见毕汉斯：《公元2 至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 （1947），第
125—163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7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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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灾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动员技术人员和劳工进行修理。甚至精力充
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年才使前132年的一次小决口合龙。黄河新的南河
③
道直到公元70年才被截断，那年4月8日的一道诏令还因此庆功。公元1194
年，黄河又转向其南河道，1853年转而往北。在那个时候，政府的资源虽然
远远多于王莽时代，也无力对付这种自然力量。因此，他不应为给他带来的
导致内战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责难。
许多人必定在这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
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
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
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山东的形势甚至更加危急，这个半岛也因难民而拥挤不堪，也遭到随之
而来的饥荒，但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没有方便的逃生之路。农民的
团伙壮大了，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和组织甚差的、但几乎是无敌的军队，它
横行于山东，一路抢掠，杀戮和绑架。当地方官员无力对付这种危急情况时，
王莽在公元18年下令动员军队。这些措施未能收效。公元22年，王莽派大
军在冬季进入山东，这时黄河河水低浅。战斗中官军战败，指挥将领被杀。①
农民在前额抹红色，以与官军相区别，从此他们称赤眉军。赤为前汉之
色，所以农民们模糊地认为自己是捍卫先朝的战士。但是他们是单纯和无知
之民，不识字。他们没有建立军事单位，没有旗号，也不使用专门的指挥语
言。纪律的维持并不复杂，却很有效。杀死他人者偿命，伤害他人者要赔偿。
首领们用低级官员的官衔称呼自己，大概他们也只知道这些官衔。少数士绅
也参加了赤眉军，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影响；权力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没有
证据证明赤眉军是秘密会社或宗教运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饥
饿，他们结伙流窜的直接目的是迫切要求填饱肚子。
当赤眉军已经发展得人数众多时，作为单一的部队作战对他们来说已经
不方便。王莽的军队被一支分队所败，而另一支则在围攻一个县城。第三支
分队似乎已撤出山东，因为那里可供掠夺之物已很少。这支部队后来在其他
分队的追随下，缓慢地朝富饶的南阳郡移动，汉王朝不久就是在这里中兴的。
南阳（在河南南部）有一块肥沃的农业盆地，夹在秦岭山脉和淮河诸山
的山麓之间，它们把水往南排入汉水。南阳是约20个有名的地方绅士氏族和
①
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一系的几大支刘氏成员的故乡。从受灾
的大平原迁移的路线之一经过此郡。一些绅士氏族在其追随者的帮助下通过
筑垒自固，度过了动乱的年代。在公元22年初期，南阳本身的形势相对地说
是稳定的，但是武装和胜利的农民团伙在其南方作战。这些团伙是所谓的新
市军 （它因一个靠近汉水下游的乡而得名）和长江下游的部队。每个团伙由
② 关于治水，特别是治理黄河的问题，以及修理、甚至预防或进行破坏的活动，见 《史记》卷二九（沙畹：
《〈史记〉译注》第2 卷，第520—537 页）；《汉书》卷二九；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54 页以下、19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二，第116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47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4145、4177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79、432 页）；毕汉斯：
《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52 页。
① 毕汉斯：《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