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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吞吞吐吐，不敢直面问题的实质，是出于道德上的担心。他在回忆录中披露这件事，固然做到了实话实说，不扬善不隐恶，这份勇气值得称道。但与此同时，他又想以攻击“道学家”的方法来为自己开脱，表明了他的这份勇气还不足以让他直面自己的错。道学家固然是迂腐的僵化的教条的，但一个战地记者以“战争时期，道德可以放假”来为自己的“越轨”开脱，恐怕很难让人接受。试想，如果一个军队，由“道德可以放假”的士兵组成，其战斗力如何就无须多说了。妇人与女孩尽可以把一个慷慨的嫖客视为恩人，而嫖客自己不能因为支付了双倍的嫖资就可以心安理得，更不可以嫖客的身份来讥刺道学家。在我看来，道学家和嫖客在“性”趣上可谓一丘之貉，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
年轻人犯了一次错，有过一次丑行，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能正视自己的错，能从丑行中吸取教训，那么，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像曹聚仁这样为自己辩解，只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知耻者勇，曹聚仁缺少的正是这个“勇”。
通俗小说作家包天笑，在日本“访问游历”时曾“做了一次荒唐的事”，晚年，他在回忆录里“交代”了这件事：“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狭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7〕平心而论，包天笑无论是其人其文都不能和曹聚仁相提并论，但就事论事，包天笑回忆录中这一次的“交代”可谓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而曹聚仁回忆录里的“辩白”则显得夹缠不清、吞吞吐吐。
走笔至此，笔者内心十分惶恐不安。小子何人，竟敢对文坛泰斗曹先生说三道四。其实，笔者斗胆撰写此文的动机有二。其一：笔者既欣赏曹聚仁其文，也服膺曹聚仁其人，正因如此，堪称笔者人生偶像的曹先生偶然的一次“越轨”不能不使笔者产生痛心疾首之感，倘若笔者对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轨”批评过激，那完全是因为爱之深才责之切；其二，以曹先生的名望，他对年轻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可低估，若有轻薄少年以曹先生的偶然一次“越轨”作为自己寻花问柳的借口，那曹先生岂不要稀里糊涂背上“误人子弟”的罪名，基于此，对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轨”来一次“正本清源”的“酷评”，恐怕并非毫无必要。
鲁迅曾云：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套用鲁迅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有缺点的大家到底是大家，完美的小人也终究不过是小人。瑕不掩瑜，曹聚仁就是这样的大家。
注释：
〔1〕〔2〕〔3〕陈四益：《臆说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58、6页。
〔4〕《书屋》2003年第7期，第51页。
〔5〕〔6〕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35、736页。
〔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
刘伯承与彭德怀的是是非非
？ 陶朱问 贺开莉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1〕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2〕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3〕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4〕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