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交税，可能他行贿了……所以，应该有一个更法制化的基础环境。
记者：国家证监委国际部的一位负责官员贝多广博士想向您了解：中国不少企业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一些企业准备在美国上市，要想取得较高市值，该怎样设计资本结构？不同资本结构对企业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莫迪利阿尼：我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们是否要采用公众公司的形式，即广泛地发行股票，意在维护其经营管理权，以防形成新的多数派。这是公众发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假如有一小组声称要建立一个公众公司，即要广泛发行股票，还有一组人认为应主要向管理小组内的成员发行，而支持后者的人基本上都认为公众公司存在着管理权分散的弱点。这样，如果公司的原来的经营管理状况不佳，你就很难取缔或改变他们，于是就丧失了股份化的重要意义之一。而你们需要改变管理，如果你想改变的话，公众公司就可能不是个好的办法，你们应该使改变管理的同盟更容易形成。而公众公司可能会使同盟更难形成，比如规定任何人在发行时，不得购买超过3％的股份等。然而，尽管存在这个问题，在两个月之内，一个大的公众公司被一个由七名股东组成的小组收购了，他们拥有了20％的股份，在他们背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做靠山。这在欧洲、在意大利非常有名。但无论如何，这些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你们是需要公开发行，以维护经营管理权呢？还是……一般而言，我认为一个容易的办法是，你们先改善经营管理，再公开上市，这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值。其次，我认为较好的做法是分块地出售公司，就像采用IPO（即首次公开发行）。先卖一小部分，获得关于公司市值的大致概念，否则，如果你直接邀请一个组织来购买，没人知道你的公司究竟值多少。IPO可以给你一个客观的答案，而不是由你去制定出一个答案。所以，首先要改进管理，然后，出售一部分，比方说20％，并承诺将出售其余的部分，这样，你将有机会看到你的公司的市场价值。
记者：如果我们委托一家投资银行呢？
莫迪利阿尼：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投资银行。
记者：那么，是承销商吗？公司并不直接出售股票……
莫迪利阿尼：哦，你看，这是价值20美元的股票，但这只是个估价……（省略一段关于朱嘉明的插话）银行只是揣测、估计市场将会如何反应，但其估价是缺乏有力依据的。所以，应该给市场一个起作用的机会，你第一次出售20％，并向市场提供一定的信息，让市场形成它自己的判断，这样，投资银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你已不需要投资银行，因为你已有了市场，你可以直接出售了。并且此时你已对你公司的市场价值有了一定的概念。
记者：那么，公司的资本结构能否对增加公司市值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呢？
莫迪利阿尼：一般而言，西方国家的公司偏好债务资本，利润将被课税，但利息不课税——不是说法人税，而是个人税。而且，通常债务资本还有一些小优势，因为一定的债务将增加股票的价值。但如果债务过多的话，也会增大风险，总的来说，这比财产对股票价格的支持作用还大。你知道，一定的财务杠杆是需要的，如在美国或英国。但在另一些国家，没有这种税收的差别，于是这也就无足轻重了。我要指出的是，可能在一个地方，某一事物对你是有益的，但在别的地方，可能并非如此。但不论在哪里，做得太过分的话，好事也会变坏事。
大师谈金融改革（2）
记者：
您最近才去过中国，您对中国建立资本市场有何评论？
马克维茨：
我曾有机会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是有关如何在中国建立金融市场。在那个会议上，我强调了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及会计制度标准化的重要性，还有如何为国外的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资料。我很高兴地发现，中国正在进行国际标准会计制度的建立工作。这个任务当然是繁重的。
记者：
您指的是中国股票市场……
马克维茨：
我认为是如此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股市上，而是放在整个投资的进程中。投资者之所以投资是因为他们要寻找能够获取最大回报的投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人端咖啡进来，打断了谈话）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是与股票交易有关，一部分是与会计体制有关，与报告制度有关。也与执法机构有关。中国的会计体制、强制执行体制和规章制度还未完善。当信息流通变得通畅的时候，当人们觉得他们是在寻找正确的途径去投资，而非进行“赌博”，这时市场就可以被视为属于稳定的类别。
记者：
是的，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应寻找合适的机会，而不应去“揣测”，应找到最合适方式去投资。
马克维茨：
对的，去寻求“低估”的股票去投资。
记者：
现时，在中国的股市上，人们很时兴运用“技术”去分析。我想您大概会去中国指导一下？中国的投资者是否应该用您研究出来的方法去指导投资？
马克维茨：
我希望有此殊荣。据我所知，我的书已被译成中文。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良好的会计标准，并且要有健全的执法机构。一俟有了金融数据，就应储入电脑的数据库中，即金融数据库，电脑从而可以进行处理。据此，我猜想国外的金融机构就会前来参与中国的金融服务业。
谁都知道在中国参与金融咨询的价值所在，只是苦于缺乏数据信息。我说的是高质量的信息。中国需要一个会计标准体系，而且这个标准体系是可以强制贯彻的。以美国的金融体制为例，我们不只有纽约的股票市场，我们还有完善的会计标准，而这些标准又是由证管会进行监督执行的。我固然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但我同时深知，自由市场同样需要规章制度去维系。
国际投资者中一个最大忧虑是害怕出现所谓“制度风险”，即会在同一时间里影响整个股市变动的风险。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之一是稳定与否。现在谈论市场经济了，事情大概会好办些吧。作为投资者，我们希望在中国能够找到好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会减少可能受到的不必要损失，因为那里的一些情况不是太明朗的。
记者：
您能否就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米勒：
好的。首先在建立市场之前，必须要有证券。为了证券，你们应有一套法律制度。当我们购买股票时，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而公司应清楚股东应履行的责任。当发生争议时，必须具备解决这些争议的机制。这就是我所建议的法制方面的基础设施。迄今为止，我只能说中国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们需要《破产法》和其他能够实施的法规，局外人能将其作为依靠的法规。这不是指你们的法律印成本本就了事，不是这么回事！哪些法律将被执行？作为对中国公司的投资者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认为现时这些方面的规定还不够清楚。这是一个问题。你们要记住，我们国家的这些制度规则发展了近两百年时间。开始的时候会非常艰难，有很多工作要做。发展过程是很慢的……
我在北京讲演时，说在中国建立一个股票市场是个好主意，它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经纪人公司已经建立，你们也应允许外国经纪商介入。我认为你们已经开始走上轨道，但这需要时间。你们需要银行，我差点忘了提醒，你们需要许多银行机构，这一点我刚才忘了提。因为当人们购买股票时，不像在零售店那样简单，人们只要挑出商品，交付现金就成了。但在股票市场上，整个交易过程有时需要好几天才完成。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所以你们必须发展和健全与之相适应的一些机构，尤其是银行机构。
记者：
请问什么样的企业应该在股票市场上市？因为中国最近组织了大型国有企业到纽约和香港股市上市。
米勒：
是的，他们正在尝试，但你知道还有另一方面不能忘记，中国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有那些小规模的家庭企业。以台湾为例，我希望谈论台湾的经济发展不会使你们感到尴尬。那里有很多小规模的现代家庭企业，汇总起来也相当可观，你们不能认为只有大企业才是企业。即使是在美国，小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也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则更加重要。中国有许多人，包括归国华侨，他们知道如何做生意，让他们去做。不要过分集中政府的大工业企业，比如自行车制造，你们不需要大型工厂，规模相当小的企业就能胜任。我想你们必须保证所做的一切均能使这种小企业的存在、生长和发展成为可能。
大师谈金融改革（3）
记者：
您认为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关键是什么？
米勒：
关键在于要意识到资本是昂贵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资本在中国是非常昂贵的J为什么呢？资本的真实成本应该高达20％。
记者：
您认为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金融市场和银行方面的体制吗？
米勒：
中国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德国式？日本式？还是美国式？这些国家的银行体制大相径庭。很自然，我认为某个体制有优点，而其他人认为另一个体制有很大的优点。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尤其在中国，我认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建立那些能把广大公众，特别是乡村居民的储蓄集中起来，并将之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银行机构。但在你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有样板，如日本、香港的银行，这些都是巨型的德国式银行，即我们所称的全能性银行。它们与美国式银行有很大不同。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你们在初始阶段宜建立德国式或日本式银行以减少风险。那两种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风险较小。我们则有许多小规模银行，而且受到相当多的管制。他们的银行规模大，而且风险小。因为他们那种银行规模大且是全国性的康采恩。我想你们可以和银行方面的专家讨论一下哪一种模式较为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我自己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你们需要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因为不仅有对地方性银行，还有对全国性银行的强烈需求。包括需要那些在如北京、广东、成都等地设有分行的大银行，它们属同一家银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庞大规模，使得这些大银行承担较小的管理方面的风险。中国必须建立真正的银行，比如像我们的银行那样：支付利息以吸引公众的存款，然后由贷款人员找机会进行投资以谋求利润。这样做不是因为那在政治上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要从放款中获得利润。但你们确实可以利用香港银行、台湾银行、泰国银行等。如果允许它们进入中国，至少可以让它们建立银行服务网络。我认为你们可以二者兼得。中国的私人银行和外国的私人银行，这些银行可以做很多的事。
记者：
您说中国的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机构，也就是说要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