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
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
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
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
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
“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
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
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
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
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
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
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
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
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
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
暗淡前途。
５－１、“７·２０事件”
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
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
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
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
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
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
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
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
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
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
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
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
华门作为背景。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
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７·２０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
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
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
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
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
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
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
《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
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
“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
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 ※ ※
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
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
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
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
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
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
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
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
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
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
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
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
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
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
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
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
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
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 ※ ※
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
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
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
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
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
“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