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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人对学术流变的追述、评论，当然都要受到自己学术观点的左右，见仁见智，各有创识。就总体而言，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在一元中又包蕴多元因子。这种进程也影响到各代学人评论学术流变的气度。在“处士横议”、“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期成文的《庄子·天下》，对先秦各学派并无特别的推尊和贬抑，关于诸子的分合变异及长短得失，都有较公允的评判，显示了学术多元时代的恢弘气象。以后，《史记·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大体沿袭着这一传统，它们虽然承汉初思潮，显示了对道家的某种程度的偏爱，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对于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和优长缺失，都尽其可能地给予客观、平正的论列。当然，战国晚期也有学派性强烈的评议，如《荀子》、《韩非子》中论学术派别的几篇专文，党同伐异气息已渐趋浓厚，《荀子·非十二子》推重孔子、仲弓一派，抨击其他诸派；韩非斥儒士为蠹虫，而将法术之士加以抬举，但荀、韩毕竟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排斥异说的单线学统。两汉以降，随着“儒术独尊”的日趋明朗、定型，学者论学术流变大都逐渐落入儒学一脉独传的窠臼，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说，便开其端绪。到唐宋时期，更形成流行于士林的“道统说”。这个由韩愈的《原道》始作俑（该篇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统系），由宋代理学家完成体系的“道统说”，以正统和僭伪为尺度，规范中国学术的发展程序。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编制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二程”这样一个系列，被视作对“道统”的经典性归纳。道统说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学说，尤以思孟学派为正宗，与此相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应排斥在中国学术正统之外。两宋以来，虽有叶适等人批评道统说，但学界主潮则是奉道统说为圭臬的。清人熊赐履所撰《学统》颇有代表性，它以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九人为“正统”；闵子骞以下至明罗钦顺二十三人为“翼统”，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等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荀子以下至王阳明等七人为“杂统”；老、庄、杨、墨、告子及释迦氏为“异统”〔6〕。道统说的价值在于它大体勾勒出儒家主流；其弊端是，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漠视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事实，甚至也未能公正界定思孟学派之外的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
晚明以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中，不乏识见卓异的人物，他们虽然很少正面批判道统说，却能在自己的论著中挣脱这个范式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对某一时代的学术流变给予评述。这方面劳绩最著的是黄宗羲。他独立撰写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奠定基础，由其子黄百家、其徒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是中国最早的详尽而有系统的两部学术史专著。这两部断代学术史发扬王阳明“学，天下之公器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的反独断论精神，不拘泥于“正统”、“僭伪”一类衡量标准，清洗韩愈、朱熹等人在学术统绪上涂抹的神秘色彩和正统理念，着力于对明代及宋代、元代各学术派别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者生平、著作、思想加以考辨，尤其注目于师生授受对学术派别延绵、变易的影响，并有意陈列“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使“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8〕，并“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9〕，这就把学术流变的考察置于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尊重中国学术的多元潜质，敢于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正隐约预示着挣脱学术大一统枷锁的时代趋势。这是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在研究中国学术史时，格外看重黄宗羲并编《节本明儒学案》以求推广的缘故所在。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对中国学术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其间编辑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由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对各种学术专著勾玄提要，而且对各学术派别的发展脉络作分门别类的述评，“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10〕，为中国学术流变的探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近代学人致力学术史研究，超越古人的处所在于，视野更为开阔，观念及方法均发生近代转型。如对学术作分科解析，注意学术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考察中外学术的交互影响、比较中国学术与异域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之异同，等等。其间于学术史研究贡献突出的是梁启超，他抱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11〕的宗旨，注目于传统学术的再评估和新学术的输入。他写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计划十六章，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化之迹，但仅写出前六章而辍笔。梁氏晚年曾立下做“中国学术史的志愿”，撰写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断代或个案学术论著。后二书尤为精粹之作，于清学的渊源及演进脉络，条例明晰，论断每有创意。梁氏虽未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但他在关于中国学术流变全过程的宏观把握方面，确有过人能力。今日的流行说——中国学术历经“两汉经学一魏晋玄学一隋唐佛学一宋明理学一清代考证学”，正出自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概括。以此为基础，现代学人多倾向于将中国学术流变分为前后衔接的七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一隋唐佛学—宋元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当然，这是就主潮而言，每一阶段又都保留着前代学术的流裔，并存种种与主潮相歧义的旁门别派。
与梁启超齐名的又一学术史家是章太炎。他辛亥前力倡“排满革命”时，即十分重视学术史研究，把中国学术称作“国粹”，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他对经学、史学、文字学、伦理学都提出若干新见，并对学术流变的成因独具慧眼。章氏在论及中国学术的歧变时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12〕认为“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材性”（人才素质）三者共同导致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的演化。章氏进一步指出，时代愈趋进步，人们交往扩大，而天才不世出，地理环境与人才素质的影响在缩小，对学术流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13〕。这是确当之论——造成学术流变的因由，除应考虑“地齐”、“材性”外，更多地应当从“政俗”即社会因素方面深入挖掘。
另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则从“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的视角，探讨中国学术流变：将诸子学说光焰万丈的晚周称之“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两汉为停滞期，自六朝至唐宋，佛学入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又因宋儒的调和中印思想，此一受动时代“又稍带能动性质”。宋以后至清，“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佛教又见告矣：西洋思想是也”〔14〕。显然，王氏寄望于今日学术由受动于西洋思想，如能调和中西，则可达到能动境界。这是一种开放的、颇富前瞻性的学术流变观。循此思路，现代学术史家多注重周秦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三个历史转折期的学术演化，以之作为探讨中国学术流变的枢纽。
古人和近人对于中国学术流变的论述，或良或莠，或深或浅，却弥足珍视，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思维教训，奠定开阔而坚实的前进基地。
（五）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详尽占有材料。因此，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是切关紧要的。就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基本资料约略可分两类，一类为历代学术著作，另一类为历代学人论学术流变的论著。后者当然也是学术著作，但较之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们直接表述了先贤对学术流变的看法，这为我们今天从事学术史剖析考辨提供了直接参考。即使是前人那些被时代的偏见所扭曲的看法，也折光镜似的反映了学术演变史的复杂面目，代表着某种时代思潮，因而也具有无庸忽视的史料价值。这些古今学人议论学术流变的文献，便是本书旁搜远绍的对象。
近几十年来，各类学术古籍整理出版甚多，经过编辑的哲学史、史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资料书也纷纷涌现，其功德无量，但尚未得见一部历代学人论述学术流变的结集。我在从事文化史研究及教学工作时，常常以此为憾，因而萌生编辑这类书籍的想法。1988年与邓建华、彭池二君一起勉力编辑了《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仅印行1000册。此后十年间，时有学界人士来函寻索此书，表明这一资料书尚有社会需求。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盛意，此书获增补和重新出版机会。今次增补修订工作由邓建华与我共同完成。
本书新版保留原版总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八部分，增加民国部分，共为九章。前八章中补入若干新篇目，包括台港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外国汉学家的论述，以扩大观察中国学术流变的视野。如学术活动主要在香港展开的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学术精神之发展，他说：“孔子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元。秦汉之建立大帝国之政治，为礼制之实现为亨。魏晋隋唐之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文化，多端发展，旁皇四达，为文化中之义道，如元亨利贞中之利。则宋元之精神为智，而欲由贞下起元者也。”〔15〕他还将中国历代文化精神与西方历代文化精神作比较，观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又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用力于开掘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科学人道精神〔16〕。这些论说都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开辟新境界。
新版还择要反映由考古发掘、文献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