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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始终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1949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实质性地统一全国。自太平天国之后至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地方势力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央政权的日趋式微，地方实力派的不断膨胀及其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始终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的威胁。由于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全民政治认同，辛亥革命只是从形式上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拿南京国民党政权而言，在其1927年宣布全国统一告成之时，也才大约能够在全国25％的土地上对66％的人口建立了有效的统治。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整整38年间，中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满清灭亡以后，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藏发生了大规模地驱逐汉人的运动，除西藏外，东北、蒙古、新疆等近一半的中华民国国土都有独立可能，上海租界林立，旅顺、大连、青岛都不在治下；全国各地军阀割据，战乱连连，城乡黑帮盛行，青帮红门与哥老会自设法庭，擅行私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大敌当前之时勉强与各路大军阀比如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等人结成的同盟再度濒临瓦解……这些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构成严重威胁。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这些社会势力的中央政府始终无法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传统的中国农村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在以往任何传统时期，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在乡村实行的是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体制。无论是晚清、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没能从农村中获得重要的财政收入。土地税一直为地方占有。以南京政府为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80％左右来自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现代经济部门。失去极为重要的农村财源，无疑极大限制了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同时，加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负担。
如果说对外的主权独立和对内的政治统一是民族国家的基本任务，那么，这一任务显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完成的。这个新的民族国家不仅彻底消灭了中国的黑帮，收回了旅顺、大连、青岛，并且第一次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战，六十年代初更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彻底决裂，所有这些体现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无不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基本的诉求。而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当革命重建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社会基本秩序后，新政权需要更多地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积累，以参与以民族国家为身份的现代化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化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革命后新政权合法性的最主要物质基础。工业化是需要资本积累的，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而又雄心勃勃的国家里，它主要来源于本国的农业剩余，即农民地租。新政权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使中国农村有几千年历史的松散的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传统生产方式，改变为适合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能提供更高生产效率的新的组织形式，为了更多地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积累，为了将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以服务于工业化这个关系民族国家危亡的“最大政治”。经过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和更加激烈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仅仅血缘、地域、宗教、传统伦理与文化等等“前现代”认同被彻底摧垮，“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传统资源也被一扫而空。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村以乡村自治为主的传统政治格局被完全打破了，农民成了顶着“公社社员”招牌的“国家农民”，与“国家干部”和“国家职工”一样，从生产到消费完全列入国家计划。不仅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族组织土崩瓦解，连乡村原有的文化组织诸如香会、赛会、花会和看青会等也烟消云散，农村的公益、教育、娱乐等活动全部由国家政权出面组织。为了民族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农民付出了史无前例的牺牲。仅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农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就高达数千万人。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理想是在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的批判中产生的，然而，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再一次重复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历史。社会主义之所以无法摆脱这一宿命，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是在——或者说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展开。民族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表达方式，而且，由于以民族国家这一世界体系中的“他者”身份出场，在控制技术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现代”。
我们都非常熟悉官方历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过程的描述：自1840年来，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宰割、瓜分、蹂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唤醒了民族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革命的手段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中华民族以一个主权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历史叙事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内在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土壤，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马克思主义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这一描述其实也解答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原因。“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这与他们热情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独立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44〕李泽厚的这一描述无疑是非常准确的——至少比那些只知道从道德和品格意义上指责知识分子“变节”的言论要清醒得多，只可惜他只能将这一现象放在“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中加以理解。
1939年，继梁启超论述“大民族主义”理论36年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作了如是界定：“我们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45〕
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者这一点上，毛泽东显然是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的：“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46〕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发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常常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对抗，于是，这种对抗——反抗很容易被一些思想懒惰的人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传统”对“现代”的反抗。只是这样的推论忽略了对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的辨析，那就是社会主义是在现代性之内还是在现代性之外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抗——以中国为例，是以传统中国为主体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对西方进行的反抗。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反抗就不可能迟滞中国的发展，相反会极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正是酒井直树一再言说的一种事实：“东方对西方的扩张作出了反应，也对它进行了抵抗。然而，正是在抵抗的过程中它被结合进西方霸权，而作为一个契机，它促进完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历史。”〔47〕因为在酒井直树看来，“假如东方不曾抵抗，它永远不会现代化”〔48〕。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种“反现代的现代化”或“反西方的西化”，非西方人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
三、赘语：“救亡”及其“民族国家”的未来
不管因此沮丧还是因此惊喜，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空前一体化的世界，曾经生活在一个因为差异而显得巨大而遥远的地球上的“人类”，如今自愿或并非自愿地迁徙到一个鸡犬相闻的“地球村”之中，过一种被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巴斯（Octavio Paz）所称的“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的生活。在这一被人们爱恨交织地称为“全球化”的演变过程中，作为“想像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49〕正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人类的这种一体化过程才遽然加速，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仅仅用两三个“世纪”的时间走过了人类数万年的历程，并进一步衍生出诸如“阶级”甚至“普遍的人性、人权”这样的更加宏大、更为抽象的现代性范畴，将人类带入一种被冠名为“全球化”的新生活。
仅仅将“民族国家”视为“想像的共同体”当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如果说在人类的童年时期通过血缘关系建立的认同是一种不需要“想像”的、具体可感的关系，那么从此以后所有的认同，包括建立在地域上的认同、建立在宗教上的认同、建立在语言上的认同、建立在文化上的认同、乃至“民族”认同以及民族国家——“主权”认同、“阶级”认同、“人权”认同，都是需要“想像”的抽象认同。只是这种认同政治的演变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进行的，那就是认同的对象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需要想像力——越来越“现代”！
那么，什么是民族国家——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救亡”的未来呢？
显然已经不可能是曾经希望替代“民族国家”的“阶级”。1945年后，世界政治一分为二，分别由两个超级强权所领导。这两个超级强权就像两个巨无霸的民族国家，在各自的世界中完成了意识形态和经济、文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通过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方式完成了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启蒙。冷战结束的原因很多，然而，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则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了将这些前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