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1937年11月28日，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国府移渝表示衷心拥护，“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号召重庆各界“在长期抗战的决策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个死活，以争取国家民族最后生存的胜利”。
三日后，前方将士和中外各界才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获悉：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称：“此次抗战，本来要长期，国府在任何地点发号施令，都是一样贯彻于全国。重庆是庆祝复兴，我们谨祝此宣言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开篇。”
二十三天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三十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日本宣称，“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攻占中国首都，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取消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土地政策”，从而“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介石则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表示：“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现阶段需“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国际信义而奋斗！”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因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战建国最终是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共两党不仅在国家性质与合作基础上达成空前共识，而且在抗日战略思想与前途展望上共同体现了中国政治家的智慧、眼界和信心：
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和敌人决生死。蒋介石《告抗敌全军将士书》，1937．8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8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蒋介石《告全国民众书》，1937．12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8
此前此后，国共两党领袖频繁发表讲话、声明，在西安、南京、上海、武汉、庐山、衡山等地频繁会晤，紧急共商前线战局、两党合作事宜和迁都大计，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基础上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周恩来为首，久经考验、深明民族大义的革命家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秦邦宪、吴玉章、陈绍禹以及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先后移驻重庆，并发表社论宣告：
中国共产党决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皇，决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将继续坚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持久的自卫抗战。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树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根基。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一千三百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此前此后，南京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民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颠沛造次，筚路蓝缕，踏上了孔夫子以来史所空前的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悲壮征程。重庆因之被誉为战时中国“齐之稷下”。
此前此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法国《巴黎日报》、苏联《消息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
此前此后，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中原大地到苏杭沃野，从江汉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数以千万计不愿做亡国顺民的沦陷区同胞流离失所，扶老携幼，往重庆移动，往大后方移动。中国近代由于战乱频仍，天灾人祸，山东汉子“闯关东”、中原父老“走西口”、江南士绅“下南洋”的三条主要迁移流向，第一次汇聚成由东徂西、从沿海往内地的民族大迁徙〔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家政权于国家危急存亡的“衣冠西渡”之秋——迁都重庆，在中国迁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同时发生的民族救亡大迁徙，可与“出埃及记”媲美，可与“敦刻尔克撤退”争辉，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国家民族意志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之上的划时代事件，成为中国人民独撑东亚战局，直至正面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和平而战的世界性贡献，也成为中国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后对国家民族所作出的主要贡献〔2〕。
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重庆从战前一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一古老封闭的农产品集散港埠跃升为抗日大后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从一内陆山城跃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反法西斯国际名都，此乃中国历史之奇观，世界历史所罕见。从此，重庆与民族衰荣相依，与天下兴亡相系，其命运也艰险，其使命也远大。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等大本营侵华战略方略，将“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确定为“航空进攻作战”首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至 1943年8月23日， 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游击轰炸”、“轮番轰炸”、“月光轰炸”，“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空袭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求和，意在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实现其独霸中国，再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或南下与美英争夺太平洋海权的“帝国宏图”。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年5月3、 4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的欧战爆发前四个月；六十三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一百七十六枚，燃烧弹一百一十六枚，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炸伤二千二百八十七人，炸毁房屋四千八百七十一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五千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老舍与郭沫若、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三十五天前，而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