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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做八股出身的，有的人不以文章为务，有一些办事的手段，因而被称为“能员”或“干员”。荀玫同榜的进士王惠，中得进士时，已经须发皓然，但也许就因为历练得久，显得十分干练。他一中进士便借同乡、同年大拉关系——“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将来同寅协恭，多少事业都要同做。”他替荀玫安排住房，替他料理母丧，处处透着精明，全没有一丝书卷气。因此很快就名声鹊起，保举当了南昌知府。但这样的干员，真正能干之处，也还是在弄钱。他在上任伊始，同前任交接时便大捞了一笔。
官员的交接，就如今天的离任审计，是一道关口。因为中饱私囊、贿赂上司、联络同僚，大抵都要动用官帑。官员在任时，没有人举报，没有人检查，亏空不易发现。待到换任时一审计，漏洞就要显现出来。如果调任时是升迁，而且有很硬的靠山，或者一经查处就会牵动甚大，后任官员为了讨好，为了未来的利益，为了不树敌过多，往往马马虎虎，一总兜了下来，以赢得升了官的前任和左右同僚的好感，将来总有借助之处。如果前任是退休或遭贬，后任就不愿背此包袱，老实不客气，来个仔细审计，弄不好还参上一本，以示自己办事的认真和清廉。这种时候，前任官员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以赔补国库损耗为名，送给后任一笔钱财——这也是官僚阶层中财产再分配的一个渠道——有钱大家赚，才能摆平。否则，一桩官场贪赃的丑闻就不免闹得沸沸扬扬。
王惠是聪明人，他用不着开口说话，只在前任蘧太守的公子面前对交接一事作出为难的样子，蘧公子便心知肚明，马上说：“老先生不必过费清心。家君在此数年，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两千余金，如此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宦囊清苦，决不有累。”王惠听他说得大方爽快，自然满心欢喜。蘧公子不愧是老谋深算的蘧太守的儿子，对王惠的来历、心理，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一直没有放过外任，口胃不小，所以一上来马上“入港”答应送上两千金，让他“任意”使用。而蘧太守当然也决不止这一点“俸余”。这种前任给后任送钱的事，在那时是很普遍的事。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父亲在湖北应城罢归之时，就碰到“代者苛责”，最后送了千金才算了事。这事记在朱筠所作《祭史孺人文》中。当然他是以此表彰史氏的节俭的。
在这样的一通交接之后，王惠会怎样为官，大约已不问可知了。王惠与蘧公子的一段对话，很可以代表这前后两任科举出身的官员不同的风格：
蘧公子说：“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种声息。’”
王太守道：“是哪三种？”
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
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得紧。”
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
王太守道：“是哪三样？”
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王太守并不知这话是讥诮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
一个是政事不理，吟诗唱曲；一个是苛政盘剥，贪得无厌。这两类官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老百姓摊着这样的官吏，着实是三生倒霉。但是比较起来，前者还比后者好些，所以历来百姓对不管事的瘟官口碑要好一些——官闲民乐。如果一面贪得无厌，一面又花样百出，老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员主要管的是钱谷、刑名两件大事。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此二者大致都是懵里懵懂。以懵里懵懂之人，办懵里懵懂之事，那糊涂官司也就层出不穷了。
乱谈“小资”
？ 陈荣力
都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了，如果这年头你还不懂“小资”，话里言间不夹杂着几串“小资”们的词汇，生活起居不来几个“小资”们的动作，你不是出土文物，也是“286”、奔Ⅱ了。都市、网络、媒体不必说，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小县城，“小资”也已经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日渐成为潮流了。
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写到大革命失败后这样说：“还站在革命阵营里的，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外，还有的就是小资产阶级。”而《现代汉语词典》则这样解释：“小资产阶级，占有少量生产资料，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我却越看越糊涂，照理“小资”是一个阶级，至少是一个阶层吧，而我所感受、所了解的“小资”们，自己劳动倒是自己劳动的，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绝无仅有，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等更无从谈起。为此，我专门去请教一位平时满口“小资”的美媚（男人们没有这个发言权）。美媚说话QQ一样简洁：“土，小资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你不一定很有钱，也要尽最大可能讲究精致的生活细节。”哇塞！时尚社会，一个阶级原来是可以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我到底不甘心，接着问美媚：“即使一种生活方式，总有一定的特征吧？”美媚百分之七十的眼白朝上一翻（典型的“小资”动作）：“旅游，上网，逛品牌店，读《时尚》，买盗版欧洲影碟，吃哈根达斯，周末去咖啡馆，再不就养宠物。”这么简单，我茅塞顿开：“那我明天就可以‘小资’了。”“你懂什么？”美媚不屑地一哂。
西谚说，三代打造一个贵族，而中国毕竟是东方的土地，要求没有西方那么严格。你若要成为“小资”，只要旅游旅游（远近无所谓）、上上网（会不会打字不要紧）、逛逛品牌屋（买不买没关系）、翻翻《时尚》杂志（懂不懂自己知道）、吃吃哈根达斯（味道如何不要说）就成了。由此我想到六十年代流行的绿军装、七十年代时兴的喇叭裤、八十年代风靡的迪斯科、九十年代时尚的保龄球……原来我辈早就是“小资”了，原来中国的“小资”何止成千上万。如此想来阿Q的“柿油党”来了要想革命剪辫子，也是“小资”。
其实，时尚也好，潮流也罢，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精致生活细节的讲究等等，一切都是以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为导向的。经济社会，普罗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于是顺手弄一顶“小资”的帽子戴戴（即使你不一定很有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小资”的日渐成为潮流，也就不奇怪了。
话语恐怖与文明冲突
——读黎明《为恐怖叫好很恐怖》有感
？ 石天河
自从“9·11事件”发生以后，“恐怖主义”这个词，在报刊上就几乎天天见面了。“恐怖”怎么会成了一种“主义”？按我们中国的文法讲，好像是讲不通的。“恐”字，在古文字中，是一个“象形”兼“会意”的字。上面的“工”是画的一把斧头，“凡”是画的一个人跪着，平伸出两只手，表示他将受到用斧头砍去两只手的刑罚。下面的“心”字是“会意”，表示他此时的心理状态，那当然是极端惊慌与害怕的。“怖”字在古文字中，右边的“布”写作“甫”，按“象形”的意思是表示一个人赤露的胸脯，上面那一横一点，表示有人拿刀要杀他的头。旁边的“竖心”，当然也是表示他这时的心理状态，也无非是惊慌和害怕。所以，“恐怖”这个词，在中文里，除了表示心里害怕，并没有别的意思。而“主义”应该是指一种社会理想或政治目的。人们难道会把“恐怖”当成是“理想”或“目的”吗？这在中文里是说不通的。所以，“恐怖主义”这只是西方人创造的名词，中国人翻译过来，就跟着西方解释，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在中文里讲不讲得通的问题了。
我想，制造“恐怖”的人，大概也不是以“恐怖”为目的。他们实际上只是采取“恐怖”手段，去追求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至于那目的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那应该另行作出客观的分析，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不过，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的：“任何正义的事业都不是用恐怖所能实现的。”这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恐怖”行为常常会伤害无辜的老百姓，陷自身于不仁不义的“孤立”地位，并导致自己的失败。所以，中国文化历来不推崇“恐怖”。张良刺秦始皇，苏东坡批评他是“以匹夫之力，逞于一击之间”。从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也曾经一再告诫他的信徒，不要采取暗杀手段。可是，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孙中山的信徒也不一定都听他的话，辛亥革命前，还是搞过好多次暗杀，也一度传为英雄的“义举”或烈士的“壮歌”。现在的世界，就更复杂了。你说他是“恐怖主义”，他说他是“革命”、“反帝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或“圣战”，甚至说是“以恐怖反恐怖”。假如都这样各说各的理，那就会永远说不清。谁能判断哪种“恐怖”是“正义的恐怖”，哪种“恐怖”是“非正义的恐怖”吗？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中国现在的这种主张最正确：反对一切恐怖主义。
其所以要“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是因为这世界上搞“恐怖”的，并不只是一个拉登。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不是也曾被列为“恐怖组织”吗？但据说爱尔兰共和军的经济援助是由美国人提供的，英国人镇压不了，也不能去报复美国，便只好与爱尔兰共和军谈判。同时，怎么能说，巴勒斯坦人暗杀泽维是“恐怖”而以色列人暗杀穆斯塔法就不是“恐怖”呢？怎么能说用“肉弹”就是“野蛮”和“恐怖”，用“贫铀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在这个问题上，“双重标准”是很难有说服力的。“9·11事件”虽然震惊了世界，其实也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世界上最大的恐怖是“核恐怖”。有的国家，储藏了足可以把地球毁灭两三次的核武器，而且，还不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国际上，随时绕过联合国搞“单边行动”。一次行动，就可以使成千成万的无辜平民和成百万的婴儿随之死亡。这样的国家，要谴责别人的“恐怖主义”，只怕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国际形象，不要一味迷信武力，而要回过头来，走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际正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道路，才是对的。要根本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有大家都讲和平，放弃“一切恐怖主义”， 也放弃“核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