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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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朱光潜- 第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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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判断,抉择自己所要做的事。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与他所隶属的那个伦理的社会整体处于实体性的统一”(第二三五页),这就是说,他认识到自己是一定社会的成员,能把这社会中所流行的道德理想作为自己的道德理想。因此他一方面依存于社会,接受社会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不受社会限制,能凭自己的认识对行动是否符合这种理想下判断,能凭自己的意志去实现这种理想。例如希腊大力士赫库里斯就是一个具有这种“独立自足性”的性格的。他是一个“维护正义与公道的战士,具有完备的独立自足的能力和筋力,为着实现正义与公道,他出于自己意愿的自由选择,承担了无数辛苦的工作”(第二三二页)。
  其次,在“英雄时代”,就人对周围物质世界的关系来说,生产方式还是原始的,主要是单干的,每个人都要进行体力劳动,来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黑格尔从荷马史诗里举过一系列的例子证明当时一些著名的英雄都进行生产劳动:
    例如阿伽门农的王杖就是他的祖先亲手雕成的传家宝,俄底修斯亲自造成他结婚用的大床,阿喀琉斯的著名的武器虽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但也还是经过许多错综复杂的活动,因为那是火神赫斐斯托斯受特提斯的委托造成的。总之,到处都可见出新发明所产生的最初欢乐,占领事物的新鲜感觉和欣赏事物的胜利感觉,一切都是家常的,在一切上面人都可以看出他的筋力,他的双手的伶巧,他的心灵的智慧或是他的英勇的结果。只有这样,满足人生需要的种种手段才下降为仅是一种外在的事物;我们还看到它们的活的创造过程以及人摆在它们上面的活的价值意识。
                                             ——第三二四页
换句话说,通过劳动实践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人“就感觉到它们(外在事物)都是由他自己创造的,因而感觉到所要应付的这些外在事物就是他自己的事物,而不是在他主宰范围以外的疏远化了的事物”(第三二三页) 。“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第三一八页)。这样,人才能是自然的主宰,而不受制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调和统一的。在这种关系中,人才有独立自足性。
  黑格尔的这番关于“英雄时代”的理论是极端重要的。第一,他是把“英雄时代”经济落后状态和文艺的繁荣联系在一起来看的。就从这一点,马克思后来发展出文艺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11),其次,他是把艺术活动和劳动实践联系在一起来看的。可惜这个观点受到他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限制,没有得到发挥。一般地说,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是把劳动限于脑力劳动的。其三,他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提出了人所创造的事物对于人不是“疏远化的”,以及“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两个重要观念。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子稿》里所阐明的”劳动异化”(”异化”即“疏远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体现于产品,随着产品而”异化”到资本家那里去,成为自己的敌对力量,这是私有制的起源,也是近代文化衰朽的根源)和“人化的自然”(在生产劳动起来以后,自然经过人的改造,就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愿望)两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批判地接受了,而且发挥了黑格尔在这里约略提到的“疏远化”与“人化”的观念。
  与“英雄时代”对立的有两种世界情况,黑格尔认为都不适宜于形成具有“独立自足性”的人物性格,因而不利于文艺。一种是“牧歌式的情况”,即西方从希腊罗马以来牧歌体诗人和作家们所描写的那种空想乐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里,自然能“满足人所感到的一切需要,无须人去费什么劳力”.黑格尔说:
    对于一个完全的人来说,他必须有较高尚的要求,不能满足于与自然相处相安,满足于自然的直接产品。他不应降低到这种牧歌式的生活,他应该工作(劳动)。
                                          ——第三二一页
“这种乡村牧歌式的生活和人生一切意义丰富深刻的复杂的事业和关系都失去了广泛的联系”,所以“不能引起多大兴趣”,尽管人在这种生活情况里可以有若干“独立自足性”,却不适宜于艺术,因为它所形成的人物性格显不出较高尚的理想,没有理想的人物性格所应有的那种顽强坚定。
  另一种是“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情况。在这种情况里,一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已凝定而且僵化为刻板式的“法律秩序”,孤立的个人在这种社会中是渺小的,不自由的。他“须服从这种不依存于主观意图的国家所表现的客观理性”,他的行动大半取决于外因,不能见出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因此自己对它也不能负多大责任,成不是他的功,败也不是他的过。因此,在这种社会里,个人与社会处于对立地位,不能体现个人行动与社会理想的统一,所以不适宜千充当文艺作品中的理想的人物性格。黑格尔在这里见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脱节,但尤其重要的是他还见出近代生产方式与文艺之间的矛盾。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如下的描绘:
    需要与工作以及兴趣与满足之间的宽广关系己完全发展了,每个人都失去了他的独立自足性而对其他人物发生无数的依存关系。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或完全不是他自己工作的产品,或是只有极小一部分是他自己工作的产品,还不仅此,他的每种活动并不是活的,不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而是日渐采取按照一般常规的机械方式,在这种工业文化里,人与人互相利用,互相排挤,这就一方面产生最酷毒状态的贫穷,一方面产生一批富人。
                                            ——第三二二页
但是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感觉到”自己周围的东西部不是自己创造的”,都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主宰,因而部失去了艺术中理想性格所必须具有的“独立自足性”,他在这里指出了剥削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分工制对于艺术的恶劣影响。
  在上一节研究黑格尔关于艺术发展史的看法时,我们见过,他认为艺术到了浪漫型出现以后,由于精神溢出了物质,理念溢出了感性形象,就要导致艺术本身的解体,艺术就要让位于哲学。在考察“一般世界情况”时,黑格尔又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事实来论证他的艺术衰亡论。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见出黑格尔的思想深刻处,他见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与艺术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根据这种矛盾,马克思阐明了他的著名的论断:“资本主义生产对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是敌对的,例如对于艺术和诗歌就是如此。”(12)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见出黑格尔的局限性,他所认识到的历史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算到了尽头,他没有看出还有更高阶段的社会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兴起,因此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加以绝对化,认为这种矛盾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所以把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衰亡就看成艺术的永远衰亡。
6.冲突论和悲剧论
  与“一般世界情况”这个概念密切相关的是黑格尔的人物性格的冲突说。冲突是人物性格在某具体情境中所遭受到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分裂和对立。普遍力量本是抽象的,浑整的,结合到具体的情境与具体的人物,它才“得到定性”。就在这“得到定性”或“具体化”过程中,它才“现出本质上的差异面,而且与另一方面相对立,因而导致冲突”,推动情节(人物动作)的发展,经过否定的否定,终于消除冲突而达到调和统一。黑格尔讨论冲突是联系导致冲突的情境来谈的。情境有三种,最简单的一种是普遍力量还处于浑整未分裂的状态,因而还是没有定性的,例如古代雕刻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没有定性的情境,所以现出一种“静穆中泰然自足的神情”。其次是所谓”平板状态”或“无害状态”的情境,虽有定性而还没有见出矛盾对立,黑格尔举早期希腊雕刻中的神像和抒情诗为例。但是理想的情境是第三种,即见出矛盾对立的一种,在这里才开始有冲突。只有在导致冲突的时候,“情境才开始见出严肃性和重要性”(第二五三页)。不仅如此,人物性格的高度和深度也要借冲突来衡量。“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第二二二页),冲突是”动作的前提”,“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剧艺”(第二五三页),因为戏剧主要地是表现动作的。
  冲突是对本来和谐的情况的一种破坏,但“这种破坏不能始终是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使冲突消除,又回到和谐。冲突可能有多种。一种起于“自然所带来的疾病、罪孽和灾害”,例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斐罗克特提斯》的冲突起于主角被一条毒蛇咬伤。另一种起于家庭出身和阶级关系,例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的冲突起于主角是国王的最近亲属,有继承王位的优先权。但是这两种冲突或是不合理或是不公平,不能成为理想的情境。理想的冲突的情境却起于“人的行动本身”,起于两种同是普遍永恒的力量的斗争,“冲突所揭露的矛盾中每一对立面还是必须带有理想的烙印,因此不能没有理性,不能没有辩护的道理”(第二九一页)。
  结合到这种理想的冲突,黑格尔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悲剧论。悲剧所表现的正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就各自的立场来看,互相冲突的理想既是理想,就都带有理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都是正确的,代表这些理想的人物都有理由把它们实现于行动。但是就当时世界情况整体来看,某一理想的实现就要和它的对立理想发生冲突,破坏它或损害它,那个对立理想的实现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它们又都是片面的,抽象的,不完全符合理性的。这是一种成全某一方面就必牺牲其对立面的两难之境。悲剧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他个人来看,他的牺牲好像是无辜的;但是就整个世界秩序来看,他的牺牲却是罪有应得的,足以伸张”永恒正义’的。他个人虽遭到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所以悲剧的结局虽是一种灾难和苦痛,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的胜利。因为这个缘故,悲剧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不只是亚理斯多德所说的“恐惧和怜悯”,而是愉快和振奋。我们最好援引黑格尔自己所举的实例来说明他的意思。
  头一个例子来自实际生活。苏格拉底是一位令人崇敬的献身于真理的哲学家,却被雅典法庭以破坏宗教信仰和毒害青年的罪状判处死刑。依黑格尔看,苏格拉底是一位革新者,代表雅典社会精神生活的新理想,在这一点上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他所代表的新理想和当时雅典社会的法律秩序发生冲突,他破坏了那种同样有理由要维持自己的法律秩序,所以他所代表的理想还是片面的,他的死亡毕竟是罪有应得的,合理的。黑格尔的结论是这样:
    在世界史中凡是开创新世界的英雄们的情况一般都是如此,他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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