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同意的选择。说合约有选择可以减低交易费用，并不是说被采用的合约是交易费用最低
的。我说过了，人若言而有信，交易费用会大幅度地下降。但因为自私而失信，其引起的交
易费用无可避免。合约的选择与竞争的压力可以减低交易费用，但不可以改变自私的基本行
为。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卷二分析过的香港玉器市场的例子。该市场因为玉石原件不切开才
出售，讯息费用奇高，而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项。把原件切开才出售，讯息（交易）
费用会大降。有竞争，玉石是私产，有不同合约的选择，为什么玉石原件刻意地不切开而增
加讯息费用呢？
我的答案，是观玉石原件之外而猜其内的知识，是多年学习投资而得的私产，其应得
的回报是不会在竞争下消散的。我是专家，你可能也是专家，玉石原件是我的，你要我切开
才卖给你很容易：先给我一个开石价，开石后你买不买也是要付的。这样的议价有发生，但
不多见。这是因为有不对称的讯息，讯息本身不容易订价。大家知道讯息不对称，要知道谁
比谁知得多不容易，而要知道相差多少，或谁的知识比较值钱，就更困难了。
在私产局限下，选择合约安排以减低交易费用为原则，可以成立——上述的第二定律
可以成立——但推理时要很小心。推上一层，产权制度也是安排。然而，选择产权制度交易
费用较高的情况，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困难的问题，本卷第七章会尝试找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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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分成合约的选择
分成合约（share contract）是一大类，而农业的分成合约称佃农（sharecropping）。
毫无疑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量度费用与监管费用——佃农分成合约高于固定
租金合约。那为什么佃农合约那样盛行，且历久不衰呢？这是有趣而重要的问题。这里再论
佃农分成，小半是因为我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大半是因为问题重要。问题有深浅之分，深
的可能无足轻重，浅的可能重要。最麻烦是重要的深问题，非答不可，但要花时日。上述的
问题不容易，且牵涉甚广。与这里有关的重点，是如果市场在没有管制之下选择交易费用较
高的合约安排，那么合约选择就不能单以交易费用解释了。引进其他因素——例如风险
（risks）——是可以的，但会引起许多其他问题。
一九三○年，卜凯（J。L。 Buck）调查了中国农业后发表的巨著（Chinese Farm Economy），
指出佃农收割分成时有如下的行为：农户很技巧地把一部分收割隐藏起来（例如把谷稻轻打
几下，先取小部分谷粒）；地主选用对他有利的大秤；农户贿赂地主派来的代理人，等等。
这些行为是固定租金合约不会见到的。当然，在竞争下，农户能隐藏的收成只是他比一般农
户优胜的那部分，而地主代理所受之贿不能高于其他代理所受的。但卜凯所说的行为，是佃
农分成需要量度而导致交易费用较高的证据。另一方面，前文提及，佃农的劳力投入意向低
于固定租金的，虽然竞争是有效的约束，但地主或其代理较多视察佃农操作，中、外皆有所
闻。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佃农分成比固定租金高。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
释分成合约的选择：分成可分担风险。这理念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说过的：风险难以量度，
而以未来的收成变数（variance）量度，这变数预知就不能说是风险了。其二是风险的规避
（risk aversion）。我不知道今天的风险学说怎样，但六十年代时，人的行为一般地要规避
风险是流行的想法。举个例，如果投资有两个选择，一是回报率肯定是百分之五，二是可能
是百分之十，也可能是零，机会一半一半。规避风险是选一而不选二。这与佛利民与沙维治
（M。 Friedman and J。 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鸿文有冲突。佛氏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的
经济学大师，沙氏是二十世纪的统计学天才。二师合作，逻辑上解释了一个人会同时赌博及
买保险。如果我们接受一般性的风险规避，赌博的行为要另寻解释。
其三也麻烦。以生产的预期变数（variance）代表风险，而如果分担风险是选择分成
合约的理由，那么分成约订后，每个人的预期收入变数是要下降的。然而，从一人独收到两
人分成，每人的收入变数下降，但再多人参与分成，每人的收入变数不变。这是说，以变数
量度风险，风险规避只可以解释两个人约订分成，但不能解释两个人以上，而农业之外的分
成合约，多于二人参与的有的是。
毫无疑问，不预知或不肯定生产的未来收入是采用分成合约的原因，问题只是要怎样
处理。想想吧，如果事前肯定产量、销售量与售价等，参与合约的双方或多方的收入分配，
签约时就可以确定，以分成或固定租金处理完全一样，选后者，分成的较高量度与监管费用
可以省却，大家得益。
说不预知或不肯定未来收入是风险，可以这样说。但不预知也可看为讯息费用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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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风险」可以看作讯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一九六八年我遇到的困难，是有些讯
息费用（例如六个月后的天气）高不可攀，而另一些虽然支付费用可以多得讯息（例如产品
的市场调查），但生产的人见费用过高而不支付。这样，讯息费用是不可以观察到的。后来
在交易费用的量度上，我知道只要能排列不同情况的讯息费用高低，就是量度了。我们不容
易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风险的高低，但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讯息费用的高低，并不太难。
这是以讯息分析代替风险分析的好办法。
余下来还有另一个问题。以「风险」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我们可用「规避风险」作
为一般假设。虽然这假设的一般性有问题，但以讯息费用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规避风险
的假设就不能用了。我们要说因为讯息费用过高而选用分成合约，但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的解释，是收入不能肯定预知，约订固定的租金或价不容易互相同意，而更困
难的是合约双方对未来不稳定收入的预期不同。不能同意一个预先的订价，分成合约就被采
用了。这样推理，凡是未来的预期收入变数越大，或可以减低这预期变数的讯息费用越高，
促使合约双方不同意预期收入的机会增加，这样，预先订价就越困难，而采用分成合约的可
能性就越大了。不是凡有不同意的预期就采用分成，因为分成合约的量度与监管费用较高。
示范上述的推理，让我首先举出比较简单的出版书籍的例子。出版书籍，作者所获的
版税（royalty）是以分成率算的。要避免用亚洲的例子，因为那里好些出版商的销售量不
尽不实。一般的实际情况，作者的版税是以零售价的大约百分之十为起点，跟著销售量愈多，
作者的分成率（版税率）会提升。版税率累进是因为书本的制作上头成本高，重印或多印的
边际印刷成本下降。这里要注意两点。其一是累进的版税率是因为书的销量不能事前肯定；
其二是以百分率算（而不是每本有固定的金钱版税），是因为书的订价将来可能会更改。这
是说，卖书的收入不能预知是因为（一）销量有讯息问题；（二）将来价格有讯息问题。累
进版税率是双管齐下。与这里更有关的，是出了名的畅销作家，其作品的起码销售量可以预
先肯定，所以这级别的作家，书籍出版前可先获一笔酬金，然后再算比较低的版税率。这常
见的现象是含意著畅销作家的讯息费用较低，比较容易预先订价。
转到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情况就远为复杂了。是发明专利的持有者租出去给生产的
使用者，其使用费也称royalty。这里的使用费可能是按期或按件计的固定收费，但往往是
以产品之价的一个百分率算。后者百分率有时是按产量累进，有时是累减，有时是不变的。
我曾经得到研究基金的资助，取得近八百份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patentlicense）。
很遗憾，助手和我研究了很久，也找不到有规律的图案让我们试作解释。困难多得很：
大部分的发明行外人不知是什么；合约长篇大论，太多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一般是不同的行
业，局限情况各各不同；发明专利的使用，往往需要商业秘密的协助，而秘密是什么外人不
易知道；合约有期限，到期续约多有更改，而我们拿到的某发明的某租用合约，既不知前，
也不知后。求教过专于此道的律师，但他们通常是专于行业，且收费不菲。
研究发明专利租用合约的大失败，赢得两点比较肯定的小收获。其一是固定收费与不
同百分率收费的合并，合约结构可以千变万化，用以鼓励或约束不同行业因为交易费用不同
而引起的不同履约问题。其二，以率分成是收入不能预知而起，但因为从分成的量度中发明
专利的持有者知道市场的情况，续约时可凭较多的讯息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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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量度收入使合约双方都知道生意情况。这讯息是续约时的指南，使调整分成率或
租金，又或终止合约，都多了依凭。零售行业是个好例子。很多大商场或大百货公司内，零
售的散户是要付一个较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再加一个总销量的百分率。后者分成是
不同类的物品用不同百分率的，而不同商场的同类物品，其分成率往往不同。
分成合约必定容许业主审查销售的总收入，虽然收入不能预知是采用分成的起因，但
时日的经验使收入的讯息下降，业主观市场大势，再与租客议订续约时的基本租金及分成率
的变动。一般的经验，是零售行业的销售量永远不稳定——今年大好，不代表明年也好——
所以分成合约是持久地存在的。
要注意的是，一个商场之内，不管是固定租金或分成租金，或是二者的合并，不同商
店的平方米租金往往不同，而且差距可以很大。这不单是因为地点，或分成下不同商店的不
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商场要有协调的销售品组合。一些商场专卖某类物品，商店之间的
租金差距不大。但以不同类物品组合的商场，招徕有道的商店的租金较低是惯例。大名鼎鼎
的巨店，可以导致客似云来的（称anchor store），其平方米的租金可能只是同商场内的小
商店的五分之一。
上述的选择分成合约的解释，是以有讯息费用的存在而难订或难同意固定之价，代替
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因为有风险而要以分成合约把风险分担。应该是改进，因为讯息费用的
高低及其转变比风险的大小及其转变容易鉴辨得多。当年我没想到，有讯息困难（讯息不对
称）订价不容易，而与现成的物品有别，以未来的收入而先订生产要素之价有特别困难。很
不幸，昔日的风险与分担误导了后来行内的不少文章。
再回头说农业的固定租金与佃农分成，中国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大部分的固定租金
合约都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