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判，判之不尽。中国大陆盛行承包制度之际，直判横判皆称层层承包。一家公司可以看
作小如两个人的生产合约关系，但如果让合约不断连串起来，再看，这公司可以大如一市的
经济，一省，一国，甚至整个互相交易的世界。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们要有下列三个情况的合并才可以界定一家公司：
（一）从事生产的经理把产品断权卖给顾客；
（二）经理只用工资合约或租金合约与生产要素的主人成交，而后者主人不再外判；
（三）经理与经理之间没有任何合约关系。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清楚地有一个产品市场与一个生产要素市场，而一个或一组经理
合伙或一个法人，持著一组雇用及租用合约，就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界定的公司组织了。
然而，真实的世界复杂。可以独立界定的公司常被中间人、工作外判等左右，不同机
构的经理之间普遍有合约关系，而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往往有变化不同的合约安排。这些复杂
的变化使我们无从把一家公司的范围界定，不知大小，因而不知公司是什么。有趣的是，这
些使我们不知公司为何物的复杂变化的产生理由，与我们解释公司的产生完全一样：要减低
交易费用。
是的，件工及其他不同合约的选择，外判、判上判，经理之间的合约关系等，皆因要
节省交易费用而起。这里我要重复卷二分析生产成本时提及的。一位在东莞开塑胶制品厂的
朋友对我说：「以生产安排来说，东莞的所有塑胶厂都是我的，而我自己的塑胶厂都是他们
的。」大家有工就开，有饭食饭，见钱赚钱，互相竞争，互相合作。这是如假包换的「共产」
制。共产者，共同生产之谓也。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生产要
素是私有财产；其二，合约安排可以自由选择。今天贴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耀
武扬威，乃成功地共产之故也。
高斯的思想我历来清楚。他和我很少有不同之见。三十多年来行内的朋友（连高斯在
内）都认为我是了解高斯的人。然而，在公司界定的话题上，高斯和我的意见分离，各持己
见，已经二十年了。他认为公司可以独立界定，我则认为除非特殊情况，不能。他很喜欢我
那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文章，尤其认为我提出的以委托量算工资会带出有形之手是
重要的贡献，但他反对我当时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结论。一九九○年的瑞典会议中，差不多举
世的新制度经济学专家都在座，高斯也在，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提出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看法。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公司界定的问题。艾智仁当时也在座，听说去年——二○○一
——他改观，怀疑可以界定公司。）
我不是固执，而是看不出自己的推论错在哪里。希望这里能澄清我的观点。我不是说
任何角度都不可以界定公司。我说资产负债可以界定，即是说财务与税务可以界定，但作为
生产组织就不能界定了。然而，无论奈特、高斯，及跟著而来对公司的性质有兴趣的经济学
者，一般是从生产组织那方面分析公司的。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认为公司可否被界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选择与这
选择带来的代替，而舍无形取有形之手也重要。我今天也认为，从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角度看
生产竞争有不足之处。我们要改进，选取人与人之间或资产（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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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世界，而又要明白竞争与合作在基础上是没有冲突的。
离开「公司」这个大题目之前，我还要修改两个比较重要的有关观点。其一是公司或
生产机构之内的管理有等级排列（hierarchy）。这是威廉逊（O。 Williamson）看公司的重
点。威氏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中心人物，他选走艾智仁与德姆萨茨的路，把卸责
归纳于机会主义而一般化。威氏对等级排列的处理，是监管的需要引起等级。我认为等级排
列是因为在生产机构之内，好些生产要素——如工具、家具、纸张、用地面积等——是公用
的。有些机构把这些要素内部订价，但不能全都订价。公用的要素没有明确的使用约束，会
引起租值消散，而等级排列是把使用的权力界定，从而减低租值消散的浪费。这点第六与第
七章会补充。
其二，高斯指出列宁（N。 Lenin； 1870…1924）认为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这样看
没有错，而以公司的有形之手的推理来支持公有或共产制度最有分量。然而，以私有产权为
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经理要靠无形之手（市价）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导生产，而生产
要素的拥有者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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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从齐家到治国
共三卷的《经济解释》还有两章就写完了。再加一章（第八章）只是简短的后记，可
以不算，也可以不写。能一口气从卷一的科学方法写到卷三的公司性质是个奇迹。那些是我
有信心下笔的话题，虽然事前想不到写到卷三的中间，自己最专长的合约安排，竟然举笔维
艰！
好文章要一气呵成，但一口气写三十万分析文字是不容易喘气的。合约安排算是写完
了，很满意。这样说，是因为跟著而来的两章我没有信心写得好。不是我专业之外，而事实
上有关的问题我想了二十多年。没有信心是因为题材太困难：涉及政治、国政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译国家理论）、产权制度转变等题材，一般不是书生之见可以处理的，更
何况我平生讨厌政治，一想到就头痛。
奇怪，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越退休之年的多向国政理论打主意。没有谁得到大成果。
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逼著轮到我，怎么办？告诉你吧。
今年（2002）初，多年老友巴赛尔直用A Theory of the State 之名，精装出版了一
本厚厚的书，送我一本。细想后我决定不读——要等到写好了自己的，出版后再算。自己想
了很久，看到了一条路，希望走下去会越走越清楚。读他家之作，可能把自己还不太清楚的
看得乱了。
我选走的路是简单的。那就是我在这里写了两卷又四分之三的那一条。既然这条路没
有中断过，连弯也没有转，我就直走下去算了。在第八章的后记我会序述这路的简单结构。
这里要说的，是从这点直走下去，因为牵涉到历史与政治，没有来路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作指
引，前路不容易走。但不管走得对或错，好或坏，直走下去是唯一选择。无论怎样说，从这
里走下去是会比较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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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旧家庭与伦理治国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旧礼教家庭的子女婚姻的文章，到最近才在行内引
起微波。就让我从中国旧家庭说起吧。
以农业为主的旧中国，家庭是一个生产机构，可说是一家公司。虽然雇用劳力或租用
土地的安排早已存在，但大致上生产要素是长者的私产。子女也是父母的私产，一家之主是
父亲。一方面看，子女算是奴隶了。子女可以被卖出去，女的通常经过婚姻被卖出去，而杀
子女的行为大致上是容许的。另一方面看，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爱，所以子女不能纯从奴隶的
角度看。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
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
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而农业操作之外的家务、纺织等工作，扎脚为害不大。这
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家往往有多个成员，但成员之间的财富产权却没有明
确的划分。是长者的产权，但长者之下的成员就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了。这样，成员竞争使
用或享受一家之内的资产，没有产权的划分会导致租值消散。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是论资
排辈。这是以人权划分权利代替以产权划分权利，但毕竟享受权利是被划分了。
是的，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个成员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长子比次子大权，子比女
大权，正妻比妾侍大权，如此类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在那一家的辈分如何都有定位。名
分的界定与排列，久不久会有更改或变化，而久不久也要明确地表达一下。于是，过年过节，
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
先后也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坐位的排列是规定的，餐餐如是，而一碟碟菜肴在桌
上的位置也不可以乱来：最佳的永远放在一家之主的面前。起筷的先后也是有规矩的。
一家与一家之间有产权的划分，但一家之内却以人权划分。然而，子女不是奴隶，有
承继权，而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这些加起来促成了以伦理、风俗治国的制度。一方面，法治
要基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权的高下排列是说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人权不平等
不能有法治。在我们今天的商业机构内，其成员也有等级排列的。这排列协助减低租值消散，
我说过了。但这与中国的旧家庭不同：商业机构内的成员各有各的私产，可以自由离开机构，
而机构之外的事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是我想了很久才得到的结论。上帝造出来的人是不平等的。不同的天赋、际遇等发展，
要有不平等的权利划分。产权平等则人权不能平等；人权平等则产权不能平等。以产权不平
等划分，人权可以平等，于是可以有法治。以人权不平等划分，法治就无法施行。旧中国以
伦理治国，不用法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作为一家之主的不愿意
以暴君手法齐家。
比起法治，伦理治国有好处，也有缺点。最大的好处是交易或治理费用比较低：包公
审案用不著双方昂贵的专业律师，审期短暂，而判案的公允不一定比今天双方勾心斗角的结
果差。伦理治国的一个缺点，是没有弹性：风俗习惯不容易更改，不能像法治那样事生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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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备适于事，更改法律。弹性不足的伦理，在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当
时移势易，遇到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需要，就不免缚手缚脚，使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这
是二百年前，乾隆皇帝之后中国开始遇到的不幸。
伦理治国还有另一个大代价。孔夫子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虽然不一定能做
到，但却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治国或审案的人不可以目不识丁。因此，中国昔日有「学而优
则仕」的传统，读书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可以审案：包公如是，苏东坡如是，郑板桥等也
如是。旧中国是没有专业律师的。伦理治国讲学问，要懂得儒家或什么学说，讲仁义、说道
德，论忠孝、明白风俗习惯。
在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做官的大都诗、文、书皆能，没有大能也有小能，因为这
些是科举的需要。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