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亨利帮了你一个忙，在比较民主的环境里，你的才能会被承认，你会得到回报的。你很难相信自己目前的遭遇，但以后你再回想今天，你可能会感谢亨利开除你。”
我的预言很正确，斯帕利希离开不久，克莱斯勒的总裁就请他吃饭。1977年年初，他开始为克莱斯勒工作，并立即在他们小型车的规划上担任了一个领导的角色，在那里他做了所有他原想在福特完成的事。
没过两年，斯帕利希和我再度一起合作，今天他是克莱斯勒的总裁，而且最令人愉快的是，他的前轮驱动汽车，特别是在福特汽车公司时亨利不让他做的T－115型系列车，如今毫不留情地吞食着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
1977年初，亨利宣战了。他请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来改组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当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有位麦肯锡的高级经理留了一张小条子在我桌上：“撑下去，李，但这并不容易，你的老板完全是个独裁者，我真不知道你们怎能忍受他。”
第十一章摊牌（3）
麦肯锡公司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耗资几百万美元，终于发表了他们的建议书。他们提出三驾马车的方案，即将最高管理层设为三人，取代一般只有董事长和总裁的方式。
4月中正式实施了新的安排。亨利当然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考德威尔被任命为副董事长，我仍继续任总裁。
进入白热化
我们各有各的职责，但亨利发出的备忘录明白道出了这其中最主要的改变以及新安排的真正原因。上面写道：“董事长不在时，副董事长即为首席执行官。”换句话说，如果亨利是三人之首，考德威尔则位列次席。
升任考德威尔为二号人物使我和亨利的对抗进入白热化，在这以前不过是游击战。现在亨利得寸进尺，整个管理阶层的改组不过是不惜代价地用表面上讲得过去的方式来削弱我的权力，这样亨利不必与我直接对抗，就成功地把考德威尔摆在我的上面。
这实在让我颜面尽失。每次宴会，亨利坐第一桌，考德威尔坐第二桌，我被挤到第三桌，这是公开的羞辱，就像把人囚于闹市中示众。
他使我内心备受折磨，也折磨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她们知道我正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但我并没有告诉她们所有的细节，我不想使她们悲痛，我正在撕裂我自己，我没有屈服。这可能是基于自尊，也可能是由于愚蠢，但我绝不夹着尾巴爬出去。
公司的决策架构成了一只三头怪兽，考德威尔过去是我的手下，如今却莫名其妙地跳到我的上面，除了亨利想整我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理由。我私下告诉亨利他的新安排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但同以前一样，他老生常谈地向我保证：“别担心，这样做最后一定可以行得通。”
虽然我内心已经沸腾，但我对外仍然为新的决策架构辩护，我向所有为我做事的人一再保证新的安排非常理想。
不出所料，这种决策方式维持了没多久，14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6月，亨利宣布了新的高层改组，我们决策层由3人增为4人，新加入者是亨利的弟弟比尔，比尔进来的目的是万一亨利生病或死亡时，他可以代表福特家族继续控制公司。
现在我再退一级成为第四号人物，而且我不直接受亨利的指挥，反而是受考德威尔的指挥，为了彻底羞辱我，亨利甚至等到新改组宣布的前一天才通知我。
他终于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说：“我想你做错了。”
他恶言相向：“这是我和董事会的决定。”
这真是分尸的酷刑，一次切一片，我正被宰割，每天发现自己失去一片躯体。我放出话来拒绝接受新的安排。
决定蛮干到底
4天以后，6月12日，亨利与9位公司外部董事碰面，告诉他们他即将解雇我。这回董事会出来干预了。他们说：“不，亨利，你这样做是错误的。冷静下来吧，我们准备跟李谈谈。我们会把这件事解决，你回去向他道个歉。”
亨利告诉墨菲说：“我的董事会今天不支持我。”
第二天，亨利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8年来的第三次，他说：“我们讲和吧。”
董事会认为我应该和几位董事面谈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的几周我单独与几位董事见面，这不是秘密，这是他们的主意，我搭公司的飞机去看他们，也交上费用报告，一切都有记录。
和平的假象仅维持了一个月。1978年7月12日的傍晚，亨利与公司董事共进晚餐，这也是每月董事会后例行的晚宴，他再度宣布他要解雇我。这回他宣称我和外部董事在他背后阴谋联手对付他，虽然我与董事们的会面是他们要求的。他说我和他之间从来没有真正融洽地相处过，好像他用了32年的时间来决定他不能与我相处。
这回仍然有几位董事持反对意见，他们举例说明我的忠心和对公司的贡献，并要求亨利重新让我成为二号领导人。
亨利大怒，他很不习惯董事会的顶撞，他咆哮道：“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你们有20分钟来做决定。”说完就大踏步走出房间。
第十一章摊牌（4）
在这之前，他还不敢开除我这个为他赚了这么多钱的人，因为这个人是野马、马克Ⅲ、嘉年华之父，在公司深孚众望，我想他也不确定他是否能够这么做而不付出代价。
他充满了挫折感，最后终于爆发了。他一定这样想：“已经3年了，这个混蛋还在这里！”他不能让我辞职，最后决定蛮干到底，他总能在最后为自己找到借口。
那晚我接到《汽车新闻周刊》发行人凯恩·克莱恩的电话，他说：“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克莱恩是亨利的儿子艾德索的好友，我猜是亨利指使艾德索透露这个消息给他，这样我可以通过新闻界间接地听到我被开除的消息。
这是亨利典型的做法，他要把解雇我的消息通过第三者告诉我。亨利是整人专家，这样保证了国王不因亲自干这种龌龊的事而把他的手弄脏。
次日一早我仍和往常一样去工作，在办公时没有任何异样，到午餐时间时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克莱恩听错了。但快到下午3点的时候，亨利的秘书找我去亨利的办公室，我想：“时候到了。”
亲自动手
我走进亨利的办公室时，亨利和他的弟弟比尔脸色很难看地坐在大理石会议桌前，他们很拘束而且紧张，我反而放松了，对即将发生的事我已经得到了警告，这次的会面不过是正式宣布罢了。
我没有想到比尔会在场看我被解雇，但也有道理，他的出现是要让我知道这不仅是亨利的决定，而是整个家族的决定。比尔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所以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比尔赞成他哥哥的决定，我将毫无挽回的余地。
亨利也需要一位证人，他平常把这种龌龊的解雇人的工作交给其他人，特别是交给我来做，这回他亲自动手，有比尔在他旁边或许使他觉得轻松一点。
事实上比尔在场我也好受一点，他是我的热心拥护者及好朋友，他曾向我保证在事态严重的时候，他会支持我，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会发生，我明白我不能完全依赖他的支持，因为比尔一辈子没有挺身反对过亨利，但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他会干预。
等我坐下来之后，亨利清了一下嗓子，有点结结巴巴的，他从来没有亲自开除过任何人，所以不知道从何说起，最后他终于开口：“现在我必须依我的方式做些事情，我决定重新改组公司，这件事我很不愿意去做，但我必须要做。我们曾愉快地共事……”我以不相信的眼光看着他，“但我想你应该走，这样对公司会更好。”
在我们45分钟的会谈中，他始终没有用“开除”这两个字。
我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亨利无法告诉我理由，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我无法再多说，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但我坚持要求解释，我逼他讲理由是因为我知道他说不出道理，最后，他耸耸肩膀说：“有些时候你就是不喜欢某些人。”
我打出剩下的最后一张牌，我问：“那么比尔的意见如何？我想知道他的想法。”
亨利说：“我已经做了决定。”
我很失望但并不惊讶，毕竟血浓于水，而且比尔也是福特家族的一分子。
我说：“我还有一些权利，我希望我们在那件事上不要有任何争议。”我所关切的是我的退休金和其他退休报酬。
亨利说：“我们可以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同意记录上我是1978年10月15日从公司辞职，那天也是我54岁的生日，假如我比那天早一点离职，我会丧失许多利益。
到此为止，我与亨利的交谈彼此都很平静。然后我把话题抢了过来，我列举了我在福特汽车公司一系列的成就，为亨利立下的汗马功劳，我提醒亨利我们这两年创纪录的优异表现，我要他清楚他丢掉了什么东西。
讲完以后，我接着说道：“看着我。”在这之前，他始终无法正视我，我的声调开始升高，我也了解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交谈。
第十一章摊牌（5）
我说：“你将坐失良机！我们刚赚了108亿美元，过去两年我们赚了35亿美元。但记住我的话，亨利，你将再也看不到108亿美元了，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根本不懂我们是怎么赚钱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亨利是个花钱大王，但他根本不了解钱是怎么赚的，他只会坐在象牙塔里说：“我的天，我们真是赚钱！”他整天在那里滥用权势，但他从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比尔诚心劝他哥哥回心转意，但这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也太晚了，我们离开亨利的办公室时，比尔泪流满面。他一直说：“这真不该发生，他太残忍了。”
然后他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说：“你在公司里32年了，他居然毫无理由地解雇你。你真的很了不起，一辈子没有人敢像你刚才一样对他，我很惊讶他居然没有发作。”
我说：“谢谢你，比尔，但我死了，你和他还活着！”
比尔是个好人，他是福特家族的一员，身不由己。我和他仍然是朋友，我知道他真心希望我继续担任总裁，就如同他真的认为他无力阻止这件事一样。
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开始接到一些朋友和同事的电话询问，我被炒鱿鱼的事显然已经传开了。那天结束之前，亨利发了一道非公开的通知给高级经理，上面写着：“从现在开始由考特威尔负责公司工作。”
有些人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收到这份通知的，但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停在经理停车场的汽车座位上看到这张通知的。有人后来告诉我是亨利自己亲自下去放的，这可能是他确保把这件事做好的唯一方法。
那天下午离开办公室时我感觉很轻松，我在车里对自己说：“感谢上帝不必再听他胡说八道了。”我被解雇的时机还算不错，上半年刚结束，我们的盈利打破了过去的纪录。
我回家后接到了小女儿莉娅哭着从网球训练营打来的电话，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