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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也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才能够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业。在中世纪，大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 在这个时期，一切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 凡是不能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被看作是无法实现的事情。 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个部分组成的，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就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 装备和战术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用于较大的军队。 总而言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那样，国家的结构是如此的不牢固，各个成员如此的不受约束。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也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以后就回家了。大的商业城市与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 这种军队费用相当大。 因而人数大大受到限制。 从它们的战斗力来看，它们的价值就更小。 至于高度地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作战时它们大多只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与敌忾心不再推动交战的国家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交易用的商品。 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性质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封建的领地制度逐渐变成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国家的结构要比从前紧密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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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逐渐被金钱支付所代替，领军饷的士兵替代了封建的军队。 它们的过渡形式是雇佣兵，因而有一个时期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 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久，短期的雇佣兵变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于是各国的军队就成了依靠国库供。。 。 。 。 。 。 。 。养的常备军了。军队逐渐向常备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产生了这三种类型的军队凭借多种多样的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 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与常备军就是同时并存的。 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有雇佣兵，甚至于到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正像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是不相同的一样，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期也是各不相同的。 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裂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国，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动荡不定的共和国，有些是政府权力极其有限的、不巩固的小君主国。 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看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结合体。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国家看作是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能够行动的组织。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 我们想提及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进行的远征，他从来未彻底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抱有这样的意图。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常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 可是，较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能够大体上深入地了解它们，但不能像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如此深刻地体会它们。 只要从这种混乱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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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来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努力主要就只能用在了这方面。 因此，这些大国很少发动反对。。 。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便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带有着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征。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及伯爵领地的结合体。 英国在当时虽然更加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也仍然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的。在路易十一时代法国朝国内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代便成为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极高度的发展。西班牙于联合王斐迪南时代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 这个巨人用金钱弥补它在统一及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就成了一支首先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了。 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这个强大的西班牙巨人便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这时，由于奥地利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强国，并把德意志邦联像拖船一样拖在自己的后边。 十八世纪我们所见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代，已发展到了顶点。 这种军队正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的。 这时，各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自己臣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它们的全部力量于是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 因为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国家力量同以前比较起来已变得非常强大。 法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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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余各强国也都可以派出相应数量的军队。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 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与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像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可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与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互符合的形态。在此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 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 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 他们假如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 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辈。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为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成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者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看法。 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但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 鞑靼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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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可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未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一些间接的影响。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 于是各国政府所能够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 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与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 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知道了敌人最多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也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 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可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君主甚至于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 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并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 这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 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 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 在这种时机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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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时候，仿佛人们就无事可做，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也就是所有的动机就都像是静止的。 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与踌躇之中。这样，实质上战争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与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 即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我们已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 但是，像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能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 而如今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 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至于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路易十四虽然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恰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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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王国的军队，但是就其性质来说，仍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 人们都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并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作用，它只能够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 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国，战争要素在其中就慢慢地消失了。 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是种误�